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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點點頭。
「我是來找藍調樂手瞎子布萊克的。」我說。
「瞎子布萊克是何方神聖?」他說。
我看得出來他正在評估自己的棋步,就像一臺會下西洋棋的計算機一樣。他心裡正想著,這個瞎子布萊克到底是我的朋友、敵人、共犯、共謀、恩師、債主、跟我借錢的人,還是我下一個要幹掉的人?
「瞎子布萊克是個吉他手,」我說,「六十年前就死了,或許是被害死的。我哥買了一張唱片,唱片說明裡面提到案子發生在馬格瑞夫鎮,他在寫給我的信裡跟我說這件事,而且說他有時在春天會因為洽公而經過這裡。我想我應該來這裡一趟,把案子查個水落石出。」
芬雷看起來面無表情,他一定不相信這套說詞,如果我是他的話,也不會相信。
「你來這裡找一個吉他手?」他說,「一個六十年前就死掉的吉他手?為什麼?你也玩吉他嗎?」
「不。」我說。
「你哥要怎麼寄信給你?」他問我,「如果你確實居無定所的話。」
「他寄到我以前的部隊。」我說,「部隊再把信轉寄到我存放遣散費的銀行。每當我拍電報要求提款時,他們就把信寄給我。」
他搖搖頭,寫下我的話。
「午夜時分從坦帕市出發的灰狗巴士,是嗎?」他說。
我點點頭。
「你還留著票根嗎?」他問我。
「我猜在我的個人財物袋裡。」我說,「我記得貝克把我口袋的雜物都裝袋了,史帝文生在上面貼了標籤。」
「司機會記得這件事嗎?」芬雷說。
「或許吧。」我說,「巴士本來沒有停,是我要他停車的。」
我好像變成一個旁觀者似的,以超然的方式思考我的處境,這樣一來我跟芬雷的角色已經沒有兩樣。我好像在跟他商討有關別人的案件,就像兩個同事一樣,一起討論棘手的問題。
「你為什麼沒有工作?」芬雷問我。
我聳聳肩,試著向他解釋。
「因為我不想工作。」我說,「我已經工作十三年了,到頭來還是一場空。我覺得以前我總是照著別人的規矩辦事,真想叫他們都下地獄去。現在我要照自己的規矩來。」
芬雷坐著瞪我。
「你在軍中有沒有捅樓子?」他說。
「如果有的話,也不會比你在波士頓捅的樓子還大。」
他很訝異。
「你在波士頓工作了二十年,」我說,「芬雷,這可是你自己說的。既然如此你何必躲到這個鳥不拉屎的鬼地方?你應該帶著退休金到處釣魚啊!看是要去鱈魚角還是哪裡。你到底出了什麼事?」
「李奇先生,你不要管我的閒事。」他說,「回答我的問題。」
我聳聳肩。
「這你得問軍方。」我說。
「我會的。」他說,「這你別擔心。你有領到榮譽退伍令嗎?」
「如果沒有的話,你想他們會發遣散費給我嗎?」我說。
「憑什麼要我相信他們有發錢給你?」他說,「你的生活就像個遊民似的,怎麼看也不像光榮退伍。到底有沒有?」
「有。」我說,「當然有。」
他又繼續寫筆錄,然後想了一會兒。
「你有一種遭到部隊背棄的感覺嗎?」他問我。
我想了一下對他聳聳肩。
「不要讓我產生錯覺。」我說,「既然我已經離開部隊了,就不要讓我覺得自己好像還待在部隊裡。」
「你覺得很痛苦嗎?」他說,「還是很失望?」
「沒有。」我說,「難道我應該有這種感覺?」
「一點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