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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租屋搬出來的那一天我心情格外的舒暢，叫了一輛小貨車叫司機小心拉上我的木板床，紅白藍相間的硬塑膠袋裡塞上我的棉被扔到車上，為數不多的衣服褲子裝進一隻舊木箱裡背在自己背上叫楊蒙在後面幫我用點勁兒地託著箱底放進了貨車的副駕駛座上，而我和楊蒙則跑到貨箱裡用麻繩捆好的木板床上朝著車尾坐著，當我看見房東滿臉厭惡地看著我離開的時候心裡面那種愉悅感卻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卻是一種沉重的負罪感。
而父母如今已不再人世，他們死去的訊息我遲了足足兩個月才知道，甚至他們的葬禮我都沒有出席。我為什麼不會感到沉重，我為什麼不會感到痛苦?因為我不僅在物質上無法回報他們，更無法回報他們對於我自己深深的愛。也正是因為他們，我擁有了一個幸福的童年，擁有了一個叛逆的少年，也擁有了一個需要奮鬥的青年。
當時楊蒙正在瀘州高中裡做一名高二年級英文老師，也算比我要有出息一點吧，在以收入論英雄的當代中國，每個月三千多塊錢的工資對於較東部來說算是落後的西部還算勉勉強強，當然那時候還是在零七年，中國的物價還算穩定不像這兩年漲得跟光纖上網似的飛快。
搬到了位於沱江邊的新家，也就是那個叫做&ldo;鹿港小鎮&rdo;的居民小區，到了那裡我才知道原來楊蒙也在這裡有了一套房子而且還在我的隔壁，這使得我既有些驚奇又有些嫉妒，但大家都是朋友而且還是老鐵老鐵的那種了，所以壓下嫉妒之後留在心裡更多的還是佩服。
遇見秦雨心是在一年多以後的事情了，那時候我正在街頭起早貪黑的賣豆腐收入也勉強能夠維持每月的生活花銷，秦雨心住在我家樓下那時候剛剛從大學畢業也是沒找到工作不過聽說她畢業的大學非常有名氣，所以我就她想找不到工作肯定就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原因了。後來才知道她原來是一個赫赫有名的詩人，七月一號那天我收拾好攤子在保安那裡放好三輪車滿臉油汙地從小區大門口進來，正好與她在小區的竹林環繞的小魚塘邊撞了個正著，這一次見面我才發覺對方居然真的是如傳言中那樣秀外慧中才氣過人，而且她看起來很願意和別人交談，所以從那天見面以後一有機會碰見她我就跑去和她大聲招呼或者閒談幾句，不過多半都是我主動結束的談話。我知道我們之間隔著的距離是多麼的遙遠，不僅是物質上的差距，還是地位上的差別，都足以讓我深深地感到自卑。
或許是像某個名家所說的那樣，每個人都有著人生中註定的轉折點，假設你不相信命運，那麼轉折的主動權將在你的手裡，如果你相信命運，那麼轉折以後的時間你將顯得手足無措。而那屬於我的轉折點，因為我上大學的時候認識了阿布斯-穆特雷教授，也在他手下研習過三年的地質，所以對於地質還算是頗有理論知識的主，不過後來大四的時候阿布斯教授因私事回到了美國我的地質生涯也只得告一段落也不得不開始為生存而展開鬥爭，大家都是年輕人有著滿腔的熱血有著澎湃的熱情有著遠大的理想，但當我在生存鬥爭與競爭中慢慢明白，原來學校裡教給我們全部都是一些非常理想化的理論，從不會向你展示或者傳授如何適應社會的法則，畢竟那太殘酷那太現實那也太衝擊心靈，以至於當我從學校那座溫室裡裡出來然後暴露在社會的烈日下的時候，我猛然間發覺自己對人情世故是多麼的惶然，人們的感情在現實中是多麼的麻木，人們不會隨便地出現教科書上所寫的那樣扶老奶奶過馬路，也不會當你困難時隨便就會有人伸出援手幫助你，要知道我們本來就是陌生人你又對我沒什麼用。從那一刻我開始明白，人情多半是冷漠的，因為人們必須為了生存而競爭，為了這樣那樣的利益而奮鬥。當我還在街頭賣豆腐可憐地維持著生計的時候，那是也正好是零九年的八月，久未聞聲的阿布斯教授突然打了一個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