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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只道皇帝今日召見大臣，是為了商量新相人選一事，不料趙恆幾句說過，卻是又將中央職權重新區劃，怎料皇帝輕飄飄幾句話，便使得朝局將有大變。
若是僅僅變動中央，倒也罷了，依著皇帝所說，連同地方各司使和權力，也是被重新調整了許多。
這一類的地方與中央的權力分配，財政的使用與上繳，垂直體系的建立與使用，在現今的中國，尚且不清不楚，中央與地方的財政與權力分配，經過好多次的改動。
可憐在宋朝時，在場的雖然都是這個時代的精英，卻如何能在腦袋裡有這樣明確清楚的分析與預判。
趙桓不過寥寥數語，做的卻是他深思熟慮，經過一年多的打磨自己心腹可任用的官員隊伍，經過對軍隊的進一步掌控，經過趙構已死的現實考量，然後方有此舉。
收回財權，直屬中央，然後剝離軍隊中的若干權力，也直屬中央，然後又將執法與司法諸權分立，一樣收回中央，垂直體系，甚至連營田這樣的軍農一體的事物，亦收回中央部門。
如此一來，地方官員手中的權力，已經被削弱到極限，而軍隊亦變為只管做戰，甚至廂軍改革後，地方的駐防軍隊，亦是由中央一手掌握。
趙桓心中清楚，中央太過集權，並非好事。
然而在中國特定的條件下，最大的中央集權，反而容易將一團散沙一般，由儒家學說和宗族勢力組成的地方政府架空。凡事由中央掌握，則事必事半功倍。
在宋朝，地方官員地事情極少，大事上稟，小事交給宗族處理，水利衛生很少過問。治安司法攪和不清。地方太大，很難有科學和有效的管理，在古代的交通和通訊條件下，以儒家學說立國，天子治士大夫，而士大夫憑藉著自己的道德權威來鎮壓地方，地方則有宗族長者和官紳一體治理。凡事講究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多一事不如小一事。如此洩洩沓沓，敷衍了事，逐漸成為纏在古代中國的痢疾。無法醫治。
秦朝的失敗，就是它原本在關中川蜀使用了細膩和嚴苛地法制，在小範圍內。可以制定並執行，而放之全國時。就顯示出它的不具彈性和無法實施的嚴重弊端。
加上始皇好大喜功，於是自秦之後。漢朝以始，中國曆朝政府，都放棄了對地方的真正控制，轉為無為而治的大宗旨。在這樣的總體思想氛圍下，變法，亦就是政治的改變和進步，舉步維艱。
而科技地進步，更被視為奇技淫巧，會破壞社會的整體結構，縱得小利，也會使天下變的更不安定。
至於明清，官員以熬資格來取代政績，已經成為潮流和約定成俗的定規，起因便是如此。
趙桓深知此中情弊，更知道不在這一點上有根本的改變，想使得中國社會脫離往下去地泥沼，而轉為有健康肌體和思維，漸慚強盛，而不是靠一兩個天賦英才的帝王，就只有從整個體制上來著手。
他不是救世主，卻有信心在自己手中的幾十年，使得中央集權政策能發揮出它應有地效能，至於身後事，歷史是牽一髮而動全身，他開了頭，則自然有人繼續下去。
趙桓的這些考量，在場地人縱是聰明絕頂，也斷然不知所以。
雖然覺得變更戶部與三司的許可權有些多事，各人卻無法知道其中深意，當下一個個俯身答應，對皇帝地這些決斷並無異義。
趙桓暗自發笑，當即吩咐，此事的細節交由幾位宰相協同處理，一定要在最短時間內，將各地的財權事權收回。
此事處斷完畢，趙桓神清氣爽，當即又將嶽飛奏書傳示群臣。
幾個宰相看完，卻是不便先講，只得待趙鼎與張浚先看完，由得樞密先說。
張浚皺眉看完，只道：「武臣敢說帝王家事，大逆不道，陛下給他的批覆雖然斷然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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