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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房。事後我知道&ldo;是特科偵知了敵人的行動，潘漢年及時地派人通知了我。還有一件事是1932年下半年，我知道自已被叛徒告密，敵人追捕甚急。我只得要求離開上海去江西中央蘇區，為此，向中央寫了申請，請求批准。申請交出不久，就收到中央的通知，要我到南京去同一人面談，約定我住在南京鼓樓旅社，並約好假名與口號。我高興地趕到南京守候，將自己的假名寫在鼓樓旅社住客名牌上。但幾天過去了，未見來人，只得懊喪地回到上海。不得已，只好到日本東京，透過在那裡工作的共產黨員汪孝達同志去找黨的關係。這以後，南京失約的事在我心裡始終是個謎。直至1943年我在蘇北抗日根據地華中局工作時，在二師師部招待所見到從上海到根據地匯報工作的潘漢年，考慮到他是華中局的情報部部長，所以問起鼓樓旅社失約的事。他聽了我的話，立刻哈哈大笑，連聲說：&ldo;對不起，對不起，這個失約的人就是我!&rdo;我大吃一驚，要求他說明失約的原因，並請他就此事為我向組織作證。他微微一笑，沒有說出失約的原因，只是說：&ldo;一定為你作證。&rdo;後來我的整風結論中，果然由潘漢年證明瞭這段失去組織關係的歷史。這對於我的一生關係極為重大，永遠不能忘記。
他的神秘，原因之一是他既做黨的秘密工作，又兼上層統戰工作。這兩件工作，前者是絕密的地下活動，後者是半公開的社會活動。他的傑出之處就是能兩面照顧，巧妙地把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結合起來。他利用與社會人士的公開關係以掩護黨的秘密工作，而又能隱身在地下，同許多社會上同情黨的人們(包括國際友人)組成外圍力量，並派出忠誠的同志打入敵人的要害部門。此外，他還充分利用敵人營壘中的矛盾為我所用。這樣，他就能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進行驚人的活動，取得意外的成果，在極端困難的處境中能夠應付裕如、左右逢源，在敵人心臟中穿插往來，神出鬼沒地進行埋伏和突擊。這是非常傑出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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