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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他在&ldo;創造社&rdo;時，乾的是捆書籍、跑印刷廠、郵政局之類的事務性工作，大家叫他&ldo;小夥計&rdo;。到三十年代，他已經可以和楊杏佛、楊度這樣的名人打交道了，不知哪一個人給他取了一個代號叫&ldo;小開&rdo;。&ldo;小開&rdo;上海話是小老闆的意思。
這之後他到了中央蘇區，先後任江西蘇區黨的中央局宣傳部長，贛南省委宣傳部長。1934年他作為中央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的代表，去福建和蔡廷鍇、蔣光鼐領導的十九路軍談判，簽訂了停戰抗日協定。1934年底他參加了長徵，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遵義會議後，為了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情況，中央派他和另一位領導同志化裝經上海、海參崴去蘇聯。1935年7月共產國際&ldo;七大&rdo;之後，中共中央和紅軍發表了《八一宣言》，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又派他回國，到南京和國民黨談判停止內戰，合作抗日。整個談判中，他堅持原則，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利益與尊嚴，談判未成，他返回延安。1936年&ldo;西安事變&rdo;後，再次由黨中央任命他為中共正式談判代表，到南京和國民黨談判第二次國共合作問題。我再一次遇見他，正是&ldo;七&iddot;七&rdo;和&ldo;八&iddot;一三&rdo;之間的1937年7月中旬。當時，文藝界的兩個口號的論爭已成尾聲，但是，由於1933年到1935年這三年中的白色恐怖嚴重，特別是李竹聲、盛忠亮的叛變，上海和大江南北的黨組織遭到了連續不斷的破壞，以致中央機關、電臺、工會、共青團、文委(包括各聯盟)等等儲存下來而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分散作戰的黨員，由於他的到來，才得到聯絡和團結。他熟悉上海敵我友三方的情況和各方面的人事關係，經他和李克農同志建議，經周恩來同志批准，一方面把可以公開或半公開活動的黨員與必須長期隱蔽的地下組織嚴格分開;另一方面，利用第二次國共合作才開始的時機，和&ldo;救國會&rdo;、&ldo;各界救亡協會&rdo;等愛國團體以及國民黨人合作，放手組織公開合法的救亡隊伍(如&ldo;戰地服務隊&rdo;、&ldo;救亡演劇隊&rdo;)轉入內地和前線工作。同時，把經過長期談判才獲得釋放的&ldo;政治犯&rdo;安排工作或送往延安。大約是1937年9月下旬，潘漢年被任命為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他就運用這個身份應陳誠、張發奎、羅卓英1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組成的三個戰地服務隊派進國民黨的軍隊，擔任宣傳、組織、救護工作。這時，郭沫若同志已經由日本秘密回到上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決定出一張小報，國民黨政府卻遲遲不予批准。最後，還是漢年同志和郭老直接和潘公展會談，勉勉強強決定了國共雙方各出開辦費500元，出版了以郭沫若為社長的&ldo;上海救亡協會&rdo;機關報《救亡日報》。這一段時期，他在上海耽了不到五個月(他是在上海淪陷後，於12月下旬和我同船到香港的)。他在這時期做了大量工作，真可以說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同時，他還和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史良、沙千里等愛國民主人士建立了親密真誠的&ldo;心心相印&rdo;的關係(&ldo;我們和你們之間是心心相印的關係&rdo;這句話，是沈鈞儒先生代表&ldo;七君子&rdo;向潘漢年、劉少文2同志說的)。
1&ldo;八&iddot;一三&rdo;抗戰開始時，陳誠、張發奎、羅卓英是淞滬前線三個兵團的指揮。
2劉少文，當時任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秘書長
抗日戰爭時期他除了兩次回延安(其中一次是1945年參加黨的第七次代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