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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大明對於天主教並不陌生，甚至說中國對於天主教並不陌生。唐代就有景教傳入中國，和現在的所謂天主教有相似之處，前元時期更是一度在中國流行。
前元成為也裡可溫教，教皇派遣東來的聖方濟各會士孟特戈維諾所傳入，戈維諾在大都城中曾建有教堂兩所，先後受洗禮的約有六千人。所有組成為左衛，右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司的阿速人都是天主教的信奉者，人數達三萬。
甚至在當時，也裡可溫教取得了和佛、道一樣的地位，為皇帝禱告祝壽。在中央設立崇福司，秩從二品，大量的教徒在前元的各級衙門任職。當時大都和泉州是教徒最多的地方，任平章政事﹑領崇福使的愛薛，鎮江府路副達魯花赤馬薛裡吉思，御史中丞馬祖常等都是當時有名的也裡可溫教徒。
但是元朝滅亡之後，該教就逐漸消亡了。所以大明的重臣們並非對於這些傳教士一無所知，相反，高拱、張居正等人對他們是有所瞭解的。
甚至於對他們的一些習俗等都是有所瞭解的，張居正就認為，傳教必須禁止，因為這些傳教士為了傳教，往往會引起的大量人員的聚集，有可能被叛亂分子利用，從而造成對朝廷的威脅， 因此必須得到最大程度的控制。在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中，天主教要求的彌撒、禱告、受洗等宗教活動在客觀上要求大量信徒的聚集，這就令官員們對於傳教活動極為警惕。
高拱也堅決反對傳教，他說道：“陛下，且其徒眾日繁，金錢符水，既足煽誘愚民；異教秘器，稱天測象，又足以動士大夫好怪耽奇之聽，其與白蓮等逆賊，實難分辨。”
陳以勤更是極為激動，他對朱載坖說道：“陛下，傳教之條，決不能允，華夷界限，從古甚嚴，左道惑人， 法律最重，故以夷亂華，以邪亂正，實深人心世道之憂。稽考古聖人治世，教人惟有人倫， 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何忽有所謂天主教者？此所謂歪理邪說，扇惑人心，為害甚巨也！”
同時，閣臣們還對於傳教士的動機提出了質疑，這些傳教士，不遠萬里，前往大明，到底有什麼所圖？僅僅是為了傳教嗎？閣臣們顯然不相信這個理由，高拱就說道：“陛下，彼輩遠涉重洋，進貢方物，所謀者絕非小也。若聽其所言，縱容傳教，一人能鼓數十人之信從，數十人便能鼓百人，既能鼓惑百十人，即能鼓惑千萬人。從其教者，人人皆堅信 若斯，使之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又何事不可為哉?是不但人道等於禽獸，必至夷狄而亂中華，誠時事之大可慮者也。”
對於高拱等人的看法，朱載坖還是很認可的，但是現在的問題是，朱載坖一方面要利用西洋的技術，同時也要防範這些所謂的傳教士，朱載坖於是令禮部尚書趙貞吉召集禮部會商之後，給朱載坖具折上奏。
趙貞吉於禮部組織大小官員會商之後，上奏朱載坖稱：“夫左道惑眾，律有明條，此臣部之職掌當嚴也。裔夷窺伺潛住兩京，則國家之隱憂當杜也。”
禮部的觀點是很明顯的，就是應該對於這些旁門左道，一概加以禁絕。
翰林院也上疏稱：一家止有一長，二之則罪；一國惟得一君，二之則罪；乾坤亦特由一主，二之則天下大亂矣。我朝尊奉孔聖，他非所敢聞也。是故所謂傳教之說，決不能允。
整個大明朝廷，對於此事算是達成一致，不僅如此，提督海關戶部左侍郎胡宗憲也向朱載坖上疏稱：“西夷狼子野心，必加嚴防。曏者倭寇作亂，西洋海盜，亦夾雜其間，此不得不防也。”
大明和西洋的矛盾，從正德年間就有了，嘉靖年間大明水師更是和佛郎機爆發過嚴重的衝突，所以很多大明官員對於這些西洋人的觀感並不好。
朱載坖據此責問羅明堅，要求欽差嚴世蕃嚴斥羅明堅，給大明一個說法，否則什麼傳教，一律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