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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陰謀的傀儡和遲鈍性剛一開始表現出來，我便很快感到有什麼不對勁兒的地方。一個真正的軍事-集團不應該這樣行動。他們也許是寄希望於別的什麼東西，也許是寄希望於全民的恐懼？或者寄希望於一切都順理成章的一蹴面就?
無論如何，都應該利用這一點。我給拖拉喬夫的電話，後來證明是打對了地方。他正被委託在莫斯科布開歷有的軍事裝備。而陰謀組織者們恰好把寶壓在了武器裝備上，壓在其龐大的數量上，壓在不以特別行動小組而是普通計程車兵致使莫斯科完全癱瘓上。他們不想流血，而且希望在西方政府面前保持形象。正是這種行動中的雙重性同他們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
他們在戰術選擇上犯了極大的錯誤。我們應當感謝他們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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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不止一次地回憶起那天早晨，想弄清，是什麼救了我們？我在腦海里將一件件事逐一地回想過。我曾是一個運動員，很清楚地知道，比賽裡常有這樣的情況：某種突然的動作會使你感到，獲勝的機會有了，可以大膽地抓住主動權。
在阿爾漢戈爾斯科別墅的那個早晨，我似乎就感到了這種動作：快到早晨9時了，電話還在響著，別墅周圍沒有什麼明顯的人員走動。該開始行動了，於是我決定去白宮。
在出去時，他們可能會在埋伏地向我們開槍，也可能在公路上抓住我們，還可能有人扔手榴彈，或者用裝甲車在路上壓死我們。但呆在別墅裡是很荒唐的。即便是從抽象的安全邏輯出發，我們的決定也是荒唐的。雖然有防彈汽車給我們&ot;引路&ot;，但對於真正的安全來說，這沒有任何意義。
警衛隊提出了一個更好的方案：用船把我運到河與公路的交叉口‐‐我裝扮成一個打魚人，然後再用汽車把我接走。
最後還可以找到一條最巧妙的途徑，或者說離開莫斯科‐‐躲藏起來，逃避追蹤。
後來我才知道，特別行動小組一直在樹林裡觀察著我們的舉動。小組頭頭喝了200克白酒來壯膽。他每時每刻都在等著消滅或逮捕我的命令。在4個小時裡，這些小夥子們注意著我們的一舉一動。當他們瞭解到我們是前往莫斯科去市中心時，才放下心來。因為我們不是躲藏起來，相反是去最危險的地方。
西拉耶夫的汽車第一個開了出去。他已經從白宮打來電話說正常到達。
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些痛苦的時刻，不會忘記這些軍事裝備組成的長長的車隊，以及科爾扎科夫肩上的衝鋒搶和當時那刺眼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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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阿爾漢戈爾斯科別墅臨行前，妻子曾叫任我說道：&ot;你去哪兒？那裡全是坦克，他們不會讓你過去的……&ot;我覺得應該說點什麼，於是說道：&ot;我們的汽車上有俄羅斯的國旗，帶著它我們就不會被阻止。&ot;
她揮了揮手，我們就出發了。
我很清楚地記得這種感覺，當我穿上又大又笨重的防彈背心時，就考慮著該和妻子說什麼，用什麼安慰她。於是突然間想到了這面小旗，一面這麼小的旗!說實在的，那時情況很不樂觀。一切都是不穩定且不可靠的。現在去白宮，隨時隨地都有可能遭到埋伏。
即使衝出去，也可能是一個陷阱。往日熟悉的土壤似乎正從腳下逝去，而只有這面小旗才是現實的、真正的、意義重大的。
大概，這種感覺也支配著周圍的人們。我們應該為某種東西去鬥爭，我們有這樣一個希望象徵。這不是後來有些人在大會上和在反對派的報刊上惡毒地指責我們在搞的什麼政治遊戲。恰恰相反，這是希望永遠從這個骯髒的泥潭、一連串的背叛行為和危險的遊戲中擺脫出來，是去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