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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終於飛臨機場，飛行員開始駕機降落。但是，婉轉點兒說，我們又遇上了一個新的麻煩：起落架降不下來，著陸時根本不起作用。於是，飛機在接地的一剎那，發出轟隆一聲巨響，一下子栽倒在跑道上。
這下真夠人受的。我的脊稜不知被什麼撞了一下，疼得厲害。簡直是難以忍受！後來才知道，是一個圓盤砸在我的第三和第四腰椎之間。我們改乘另一架飛機飛往巴塞隆納。這回又倒了大黴：飛機鑽進了雷雨層。到巴塞隆納後，我的傷勢進一步惡化，覺得整個下半身都麻木了。也不能動彈。人們把我拾進一家醫院。真是碰巧了，我從天上直接掉到了世界最出色的神經外科專家手中！這家醫院的醫生約瑟夫&iddot;劉韋特教授，是個極好的人，也是個才華橫溢的外科專家。而且醫院很有特色，是個合作式醫院。周圍的居民資助這家醫院，而資助者來這兒看病可以按一定的折扣收費。醫院秩序井然，整潔衛生，所有人員都受過嚴格訓練，每位護士小姐都有一臺計算機。
夜間，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所有的化驗室也都工作。他們繪我透視拍片，驗血……在30-40分鐘內，便完成了全部檢查。外科專家對我說：&ot;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立即手術，否則就會癱瘓。您飛不到莫斯科，雙腿肯定得完全癱瘓，以後再也不能康復。&ot;院方給我5分鐘的考慮時間，我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只問了醫生一句話：&ot;我得在這兒躺多長時間？&ot;他很有把握地回答：&ot;手術需3個小時，因為這是難度較大的複雜手術，要在顯微鏡下做。過一晝夜之後，等全身麻醉的勁兒過去，您就能從病床上站起來。&ot;我說：&ot;明白了，請做吧！&ot;我雖然不完全明白，在動過這樣的手術後到底得躺多久，但是我卻知道我能堅持多久。
手術確實做了大約3個小時。
我躺在一個單人病房裡。這裡總共有400個病房，都是一人一間，全都一樣，沒有什麼&ot;待護&ot;、&ot;半特護&ot;之分。我躺了一天，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醫生就來了，他叫我站起來。我一起身，就疼得出了一身大汗。我以為他們會給我副柺杖或者別的什麼東西……哪知根本沒什麼柺杖。只說請您站起來往前走。我憫然若失，莫名其妙，心想，腰上割了個大口子，刀口還沒癒合呢！直到現在，這條沿脊椎走向的縫合線還清晰地留在我身上。很難說清他們的作法和醫術技藝與我們有什麼不同，但最大的區別是：我們國內在動過這樣的手術後是讓病人靜躺6個月，而這裡卻讓病人站起來走動。
我汗流夾背地站起身，走了幾步。當然，醫生在旁邊保護著我，免得意外摔倒。我終於走到牆跟前，一切都很順利。還拍了電視片。醫生告訴我。讓我今天就是來回走一趟，再躺一會兒。就這樣，他們強迫我走了3趟，後來再走就不害怕了。
我永遠感激這裡的所有人‐‐護理員、醫生、我的外科專家，還有曾來醫院看望過我的卡泰隆行政長官，當然，我指的並不是他一個人，有許多素不相識的人來看過我，並給我帶來了別人轉交的東西。從哪兒給我轉交這麼多的東西?
醫生說：&ot;再過一個月，您就可以再打網球啦！不過，請您給我拍封電報，告訴我贏了幾分。&ot;
術後第5天，我就飛回了莫斯科。開始是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刀口仍時常作痛，但後來就疼得越來越輕。當我重新汀網球時，我真的給醫生拍去了電報，後來還不止一次地與他透過電話，再後來我們還見過面……
瞧，不幸和萬幸就這樣輪流著找上我，就像一會兒是開水，一會兒是冰水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