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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平靜，再沒有一點憤慨了。當時法如老和尚問郭洛：“你不氣憤麼？”
郭洛想說自己氣憤，可卻實在氣憤不起來。這段時間唐軍諸將跟著張邁，不止是士氣提了上來，就是思維方式也都有所轉變，在某些問題的看法上，諸將都開始變得和張邁接近甚至一致了。
“把爭取自由平等這樣的希望寄託在別人身上，大概沒有比自己更愚蠢的事情了吧。”
在那個寧靜的夜晚，郭洛竟然對法如等人脫口而出，說了這句話。八個老和尚無不變色，而法如也大吃一驚，道：“這……這話……唉！郭世兄說的沒錯，把這樣的希望寄託在別人身上，這卻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哪怕做出這等事情的是我們的祖宗，卻也不必諱言。”
當時郭洛微微一笑，說：“這句話不是我說的。是張龍驤說的。”
“張龍驤？那是誰啊？是哪一位大儒？”法如問。
郭洛卻道：“請大師繼續將舊事講完，我才好講我新碎葉城近來才發生的事情。”
法如等都被他勾起了好奇心，很想知道那位“張龍驤”是誰，不過還是按耐了下來，繼續述說。
和回紇人交涉的結果就是沒有結果，疏勒雖然迎來了新的統治者，但唐民的命運並未因此而改變，原因很簡單，因為唐民已經被解除了武裝，他們手中沒有了武器，則回紇人定下什麼規則，他們也只有遵守的份了。如果不想遵守，那就只有死！
不過，對疏勒唐民來說比較慶幸的是，回紇人的統治策略和吐蕃人不大一樣，這些來自草原的可汗手段比起來自高原的吐蕃更加靈活一些，或者說，他們不想太過費事。既然吐蕃人已經建立了以寺為單位、唐民全體附屬於一個寺廟這樣的體制，回紇人就直接拿過來用，他們在趕走了吐蕃僧侶以後，啟用了唐民僧侶來做各個寺廟的主持，當然，這些主持沒有了吐蕃僧侶那麼多的特權，他們對回紇來說唯一的作用就是替可汗收稅。
回紇定下的稅率高得可怕就是所有田畝所產的六成！
六成那是什麼概念啊！
古代的農業生產率，可沒後世那麼高，動不動就畝產千斤那是不可想象的。眾所周知，漢朝文帝時期的田賦為十五稅一、景帝時更降到了三十稅一，這屬於歷朝比較寬鬆的田賦稅率了，而儒家孔子、孟子理想中比較合適的田賦則是十稅一即田畝所產的一成，而現在，回紇卻要收六成，這幾乎是正常稅賦的六倍！儘管到了唐代，農業生產工具和作物品種已經比周漢時代進步了許多，可六成的賦稅仍然是一個令人難以接受的數字。
（想象一下，如果可以有六成的農產品剩餘，這相當於接近一半的人口可以從農村解放出來。）可是，失去了武器的疏勒唐民在這樣的苛政之下唯一的選擇卻不得不接受。
雖然壓迫仍然嚴重，但是這對唐民來說卻是一個夾縫中的機會，因為賦稅雖然高得嚇人，可有一點卻改善了那就是唐民們得到了一點有限得可憐的自主權，即在這個可怕賦稅制度之下，他們可以選擇幹什麼或者怎麼幹。
在這種時候，唐民展現出了極為強大的韌性，他們在各寺和尚的組織下開始了開荒行動，在地廣人稀的疏勒地區開出了一片又一片的農田，回紇人的制度定得嚴酷，但他們的管理手段卻很粗糙，他們計算了唐民已經開墾了的土地，並按照每畝土地豐年的收成來制定田賦標準，然後要求大昭寺每年都按照這個數字繳納田賦。可是當時大昭寺的主持卻發現了一個管理漏洞：雖然要提高每畝農田的單位產量不容易，但如果在這些既有農田之外，開墾出新的農田呢？
疏勒地區河流眾多，可以灌溉的無主荒地成片！利用這個管理制度的漏洞，開墾出了一塊又一塊的新田，用自己的刻苦與辛勞節省下了一升一斗的糧食，並挖地三尺地藏了起來。與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