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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帝這種不計個人權勢、舉賢讓位的行為，從國家和百姓利益考慮，理應如此，但事實上卻極其罕見。在慣見貪得無厭的現象之後，在久經爭權奪利、殃及無辜的苦難之後，這種理應如此的行為，反倒使人感到不可理解，正常變成了反常，因為罕見而引起了多怪和懷疑。曹丕逼迫漢獻帝劉協退位後，在登極大典上說：「舜、禹（禪讓）之事，吾知之矣。」劉知幾也說：「觀近古有奸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史通?疑古》）堯、舜、禹都是古代大聖，尚且不能見信於後人，遑論其他。於是關於望帝的故事，也就添了一個悽慘悲切的尾巴：當望帝離開的時候，正是二月時分，滿山杜鵑悲鳴，聲聲啼血，蜀人聽到杜鵑的啼叫，就想起瞭望帝。後來更說成是望帝魂魄化為杜鵑，在暮春悲啼，聲聲在說：「不如歸去。」似乎望帝不是主動讓位，而是被逼離宮，對那已失去的帝位始終難以忘懷。這些有關望帝的傳說，對後世的文學創作，有著極大的影響。杜鵑啼血，已經成了失位帝王的象徵。
據《資治通鑑?唐紀》肅宗上元元年（760）載：玄宗喜歡興慶宮（南內），自蜀中回長安後，就居住在裡面。宦官李輔國對肅宗說：「上皇（玄宗）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勛臣，皆反仄不安，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七月，李輔國以肅宗的名義，憑藉武力，逼迫玄宗遷居大明宮（西內）。同時將玄宗貼身宦官高力士流放巫州，原來負責禁衛的大將軍陳玄禮被免職，甚至連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也被逼出居玉真觀。「上（肅宗）更選後宮百餘人，置西內，備灑掃。……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闢穀，浸以成疾」。這在當時無疑是一件震驚朝野的大事，杜甫、元結、顏真卿等人，都對此含蓄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黃庭堅的《書摩崖碑後》詩，頗能道出當時的情狀：「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事有至難天幸爾，上皇跼蹐還京師。內間張後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而洪邁在《容齋五筆》中說得更加明白：「唐肅宗於干戈之際，奪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諉者，曰：欲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耳。至於上皇遷居興慶，惡其與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內，不復定省，竟以怏怏而終，其不孝之惡，上通於天。……杜子美《杜鵑》詩：『我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傷之至矣。」
其實洪邁所提到的那首《杜鵑》詩，作於大曆年間杜甫寓居雲安（故城在今四川雲陽縣東北）之時，指責當時蜀中的叛將，如段子璋、崔旰、楊子琳等，不知君臣之禮，連禽鳥都不如，和玄宗並無關係。有感於玄宗失位而作的，是杜甫於上元二年（761）在成都作的一首《杜鵑行》（「君不見昔日蜀天子」）。此詩詠物寫懷，推見隱微。如「業工竄伏深樹裡，四月五月偏號呼」，即影射玄宗父子暌隔，因而自傷孤立；而「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則借喻高力士、陳玄禮等玄宗親近被罷黜流放，玄宗由此悒悒成疾；「發憤」「羞帶」四字，將一個失位君王的窘迫、憤懣，全盤托出。「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是後人時常引用的兩句詩。王嗣奭認為：「骨肉滿眼，身實羈孤，其意可思。……楊妃死，高力士逐，雖千人侍御，猶孤居也。此情雖千言說不出，而七字說透，何等筆力！」（《杜臆》）至於詩人最後的喟嘆：「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更是拓開一步，凌空起慨，從玄宗個人遭遇，進而聯想到最高統治集團內部永無休止的爭鬥、人事的變幻無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