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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為鄰。」在此，杜甫自言學優才敏，足以馳騁古今，並得到韋濟的賞識：「每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但是，杜甫不甘以詞人自居，而有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抱負，懷著「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的希望。可是事與願違，「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回首驅流俗，生涯似眾人」。始終不遇於時。詩人嚮往的是一個「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世界，但實際上卻落入「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的境地，以致發出「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的悲憤之聲。滿腹牢騷，滿腔憤激，衝口而出。看來，韋濟對杜甫的「真知」，也只是賞識其詩而已，並無引薦之意，於是杜甫產生了怨望：「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並出現離開長安，從此擺脫羈縻、不問世事、遨遊江湖之上的想法，故結句說：「白鷗沒浩蕩，萬裡誰能馴！」
河南鞏縣一窯洞，相傳杜甫在此出生
董養性認為這首詩「篇中皆陳情告訴之語，而無幹望請謁之私，詞氣磊落，傲睨宇宙。可見公雖困躓之中，英鋒俊採，未嘗少挫也」（《杜詩詳註》引），未免譽之過甚。如果再聯絡同時所作的其他幹謁詩一起看，更覺其言不實。正像趙翼所說的那樣，杜甫在困居長安這一時期，「幾於無處不乞援」，「若不勝其乞哀者」（《甌北詩話》）。其中有些詩（如《投贈哥舒翰開府二十韻》《奉贈鮮於京兆二十韻》等），詞語卑下，情隘意慼，有不少違心之言。不過，前人對此往往採取諒解的態度，認為士當窮困之時，急於求進，幹謁貴人，在所難免。如王嗣奭說：「是時李林甫、陳希烈當國，忌才斥士，無路可通，（哥舒）翰獨能甄用才俊，不得已而欲依之以進也。」（《杜臆》）仇兆鰲也表示了同樣的看法：「少陵之投詩京兆（鮮於仲通），鄰於餓死；昌黎之上書宰相，迫於饑寒。當時不得已而姑為權宜之計，後世宜諒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處深責唐人也。」（《杜詩詳註》）但像哥舒翰那樣的人，其攻伐吐蕃，明明是殺人邀功，逢君之惡，杜甫在《兵車行》中曾作過尖銳的揭露批判，而在投贈詩中卻極力稱頌其功績，待到日後安史叛亂、潼關失守後，又加以指責，前後乖戻未免太甚。白璧之瑕，眾目共睹，這是誰也無法為賢者諱的。其實杜甫本人對此既不諱隱，也不辯解，置之集中，不加刪削，這比起後來某些人文過飾非，篡改史實，欺世盜名，格外顯得可貴。杜詩能成為詩史，杜甫能成為詩聖，有著眾多原因，這應是其中不應忽視（但卻常常被忽視了）的一個重要方面。
登塔
登塔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為追念其母文德皇后的養育之恩，在長安東城晉昌坊修建佛寺，名為「慈恩」。建成之後，特請赴印度取經回國的高僧玄奘主持寺務。高宗永徽三年（652），玄奘在慈恩寺西院建造一座塔，用來存放從印度帶回的佛經，原名慈恩寺塔，即現在坐落在陝西西安市南的大雁塔。關於雁塔的得名，並非因為塔形似雁，據《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載：中印度摩揭陀國王舍城有個佛寺，一天，眾僧餓著肚子，看見一群雁從頭上飛過，就打趣說：「菩薩應該知道我們沒東西吃吧。」飛在最前面的雁，應聲摔到地上。眾僧認為這雁是菩薩的化身，十分感動，於是建造一座塔，把雁埋在下面，以作紀念。玄奘曾到這座塔下致禮，所以他自己建造的佛塔，也稱為大雁塔。
塔初建時為五層，高十八丈，武則天長安年間，重新修建。代宗大曆年間又改建成十層。後經戰火破壞，現存七層，高達六十多米。由於寺廟規模宏大，塔身雄偉壯觀，故成為長安的遊覽勝地。自中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