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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為神羞」。江水東流，原是大自然的偉力在起作用，荒唐的厭勝之法，又怎麼能夠阻擋？如今灌口被水衝垮，百姓化為魚鱉，可見被蜀人妄誇的石犀「神靈」，實已無能為力，只有對著眼前被洪水破壞的景象，低頭羞愧的份兒。「嗟爾五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李冰原作五頭石犀，但到此時已只剩下二頭，其餘三頭被江水帶走，不知去向，或許早已損毀。照此下去，連這僥倖留下的二頭，也難免會被沖走、被毀掉。既然這些石犀在洪水的衝擊下自身都難保，又怎麼能夠為人厭勝呢？在此，杜甫以寥寥數句，透過對石犀的揶揄，便將其厭勝的誕妄辛辣深刻地揭示出來。
要能制伏江水的泛濫，惟一真正有用的辦法，還是像李冰當年那樣，「修築堤防出眾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只有透過人的力量，才能戰勝自然的災害。「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厭勝只是一種詭怪之舉，決不應讓它幹擾人謀，淆民視聽。那些無用的石犀，就由它被江水沖走吧。「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在杜甫看來，國步多艱，天災屢現，民不聊生，都由人事的舛錯所致。修築堤防，只是用以擋住洪水的隨時補救之方，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使災患不生，得元氣調和，而這又取決於朝廷的政通人和，只有這樣，才能圖之未形，防患未然，而石犀之類的厭勝之物，也就無從欺世惑眾了。故詩人最後發出了這樣的呼喊：「安得壯士提天網，再平水土犀奔忙！」
這既是詩人的希望，也是他的慨嘆。所謂「安得」，言外之意，當時朝廷實在並沒有這種能夠提舉天綱、治理政事、摒除誕妄、匡時救弊的明君良相。就在岷江泛濫之時，肅宗為慶祝他的生日，「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為佛菩薩，武士為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資治通鑑?唐紀》肅宗上元二年）。在同一個時候，京城中為皇帝祝壽的嬉鬧聲，和蜀中因失去家園的哭禱聲，遙遙呼應；大明宮中的菩薩，和岷江邊的石犀，相向而笑。故杜甫這首詩所譏諷、所譴責的就不僅僅是石犀厭勝這一點，也不僅僅是如何治水這一事，而具有更加深刻的意義。
隨著歲月的流逝，那幾頭石犀，已像杜甫所希望的那樣，消失得無影無蹤。但是，那種將人的命運寄託於神靈保祐的厭勝式的心理和行為，卻依然存在，即使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江水，對此也無可奈何。九百年後，金聖歎讀杜詩，曾發出這樣的嘆喟：「是年無霖雨，水不損戶口，《石犀行》又得不作耶？今吳、越淫祠，幾與民居交半錯處，我欲盡毀，而愚俗震駭。聊託於此，幸後之大力賢人，有以救之也！」（《杜詩解》）這正是杜詩的光彩，但卻是中華民族的不幸。
情愛
情愛
在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著作中，有這麼一篇對話：公元前四世紀，悲劇家阿迦通的作品上演成功，於是邀請哲學家蘇格拉底、喜劇家阿里斯托芬、醫學家厄裡什馬克、詭辯派修辭家斐德若和泡賽尼阿斯等人聚會歡飲，席間在座的人依次作一篇愛神的禮讚。這篇題為《會飲》的對話，頗能表現當時希臘（其影響一直延續到近代歐洲）幾種流行的對於愛情的看法。
阿里斯托芬提出：愛情的實質是人類由分而合的慾望的實現，「全體人類都只有一條幸福之路，就是實現愛情，找到恰好和自己配合的愛人，總之，回原到人的本來性格」。而蘇格拉底更進一步認為：「愛情就是想凡是好的東西永遠歸自己所有的那一個慾望。所以追求不朽也必然是愛情的一個目的。」這樣，追求愛情成了回憶理念的一種形式，愛神成了哲學家。但是對形上學比較隔膜的中國古人，對愛情的理解一直停留在感性認識的階段，取決於個人的具體感受，儘管受到許多禮教戒條的限制和禁錮，情愛的世界始終只受感情的支配。希臘神話中有阿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