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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幹謁」。對杜甫這兩句詩，後人始終激賞不已。此外，詩人還以鳳凰、高馬自命：「鳳凰從東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述古三首》）「高馬勿捶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尾焦，困魚魚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三韻三篇》）以喻其志節操守。而王夫之則根據《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這首詩，指責杜甫：「陶公『飢來驅我去』，誤墮其中；杜陵不審，鼓其餘波。嗣後啼飢號寒、望門求索之子，奉為羔雉。……」（《薑齋詩話》）在這首詩中，杜甫極言當時在長安的窮困潦倒之狀：「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東漢向栩生性卓詭，有時騎驢入市，乞丐於人，但這只是佯狂之狀，而杜甫則正像顏之推所說的那樣，不幸在當時有些稱譽，以至「見役勛貴，處之下座，以取殘羹冷炙之辱」（《顏氏家訓?雜藝》）。不過杜甫寫這首詩，並不是效窮途之哭，而是在幹祿求進，想以此博得韋濟的同情，獲得推薦汲引而已。這和他「獨恥事幹謁」之語，確實大相逕庭。但若像王夫之那樣，說這是詩人心術、氣量敗缺處，則未免厚誣前賢了。
潘德輿認為：「少陵酬應投獻之詩，不盡符其平素鯁直之誼，蓋唐人風氣使然。」（《養一齋詩話》）不僅杜甫，就是倜儻不羈的李白、生性倔強的韓愈，集中都有幹謁之作。韓朝宗喜歡識拔後進，曾向朝廷推薦崔宗之、嚴武等人，所謂「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致「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李白《與韓荊州書》）。可見當時幹謁風氣之盛。韓愈言：「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雜說》四）儘管馬有千里之才，但只有先得到「伯樂」賞識，然後才能得到社會承認。故有進取心計程車子，熱中幹謁，也就不可避免了。一方面為維護操守，以幹謁為恥；另一方面為施展才能，又不得不走幹謁之路。正是這種社會現實，造成詩人矛盾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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