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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杜甫這首詩，主要還是表現昭君的怨思。起句寫山水逶迤，鍾靈毓秀，以天生麗質，遭人事摧殘，能不怨恨？一去紫臺（漢宮），是怨恨的迸發；獨留青冢，是怨恨的歸宿；畫圖識面，是生前失意的怨恨；魂魄空歸，是死後無依的怨恨；而琵琶聲聲，訴說衷情，又將這種怨恨，永遠流傳下去。這首詩不以新奇取勝，但辭氣浩然，韻致高遠，以蒼涼激楚之聲，包舉昭君一生怨恨，並透過吟詠昭君的哀怨，為高才不遇寄慨，寓其身世流離之恨，「始終無一語涉議論，而意無不包」（《杜詩鏡銓》引李子德語）。沈德潛稱為歷代詠昭君詩的絕唱。
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將毛延壽看作是昭君悲劇的製造者。毛延壽固然有罪，但若將責任全部推到他的身上，未免有些冤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年枉殺毛延壽」（《明妃曲》）。王安石首先為他翻案，認為昭君的風神體態，絕非畫筆所能表現。清人劉獻廷的詩，則將責任直接追究到漢元帝的身上：「漢主曾聞殺畫師，畫師何足定妍媸。宮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單於君不知。」（《王昭君》）漢元帝輕德好色，己不足道，又將選取美女的權力，輕付於人，致使宮中第一麗人嫁給匈奴單於為妃，其昏庸無能，一至於此，無怪連歐陽修這樣的長者，也要挖苦他：「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裡安能制夷狄？」（《再和〈明妃曲〉》）明初詩人高啟吟詠此事，含意更為深刻：「妾語還憑歸使傳，妾身沒虜不須憐。願君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巖夢裡賢。」（《王昭君》）像毛延壽那樣的畫工，本來只是「主人所戲弄，倡優所蓄，流俗之所輕」的小人物，其行為全都由帝王來支配。如果漢元帝能像商王、武丁那樣，不畫美人畫賢人，不求美人求賢人；像漢明帝、唐太宗那樣，為功臣畫像，以激勵士氣；那麼，又怎麼會需要以昭君的美貌，作為一種政治禮品，來換取匈奴的歡心、換取國家的安寧？又怎麼會有昭君出塞的事發生？
諸葛恨
諸葛恨
好作政治家，這是中國古代文人的一大特色。在不少文學家的心目中，都有一個前代政治家作為崇拜的物件。李白欽佩謝安，蘇軾推重陸贄，杜甫則尊崇諸葛亮。入蜀之後，杜甫吟詠諸葛亮的詩篇尤多。清代姚鼐編《今體詩鈔》，只收錄杜甫《詠懷古蹟》前四首，而偏偏把最後吟詠武侯廟那一首遺棄了。吳闓生批評這種做法：「譬之棟樑連雲而闕其正殿，萬山磅礴而失其主峰」；認為「公生平意量，初不屑屑以文士自甘，常有經營六合之慨，每詠武侯輒棖觸不能自已，此其素志然也。前幅尤壯偉非常，淋漓獨絕，全篇精神所注在此，故以為結束」（《唐宋詩舉要》引）。
東漢末年，滄海橫流，天下大亂。諸葛亮隱居南陽隆中（在今湖北襄陽縣西），躬耕田野，不求聞達；但心懷天下，抱負不凡，常以春秋戰國間的名相良將管仲、樂毅自比。劉備聞知諸葛亮英才挺出，不同尋常，三次前往隆中拜訪，請教審時度勢的大計。諸葛亮分析形勢，運籌決策，定王業於胸中，視天下若掌上。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隆中對，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段佳話。以後諸葛亮屢出奇計，幫助劉備建業蜀中，三分天下。劉備死後，諸葛亮輔佐三尺遺孤，治理一國政事，外結東吳，北伐強魏，七擒孟獲，六出祁山，志吞中原，威震南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蜀相》）。這兩句詩，沉摯悲壯，以極其簡潔的言詞，概括了諸葛亮的匡時雄略和報國深衷。
為諸葛亮作傳的陳壽，首先對諸葛亮進行了一次全面的評價。陳壽讚揚諸葛亮的政事，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同時認為「應變將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