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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情
喜情
在實際生活中，人逢喜事，常有迫不及待向人誇示之意，而於窮苦之際，則鬱鬱寡歡，不欲多言。但在文學創作中，情況卻正好相反，用韓愈的話說：「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荊潭唱和詩序》）古往今來的偉大作品，從屈原的《離騷》、司馬遷的《史記》，到杜甫的詩篇、曹雪芹的小說，無不抒寫憂患之思、憤激之情，而表現喜悅之情的優秀作品，則比較少見。這也許只有透過研究人的心態，才能作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喜悅之情的產生，常常由於某種目的的達到，這時人確實會引起一陣或強或弱的情緒波動，湧起一種按捺不住的感情，迫切地想告訴他人，讓他人分享自己的喜悅，或羨慕自己的成功。但人的慾望是無限制的，隨著一個目的達到，必然會有另一個目的出現，這時整個身心又會轉入對新目的的追求，原來的情緒波動很快就會平息下來。悲哀的情緒則相反。人產生悲傷之情，通常是由於失去某種有價值的東西。世上最有價值的東西，又總是和血緣、情愛、理想、事業連在一起，其價值因人而異，一般為某人專有，故因失去而產生的悲哀，難以喻之他人，因此也就不欲多言。凡是不能用金錢來計算其價值的東西，都在失去後顯得格外可貴，故因悔恨而引起的思念，常常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由此可見，悲哀之情的強度和複雜性，都要遠遠超過喜悅之情。情緒的強度愈大，整個自我為其支配的傾向也愈大，從主觀上講，作者表現悲哀之情的衝動也更大。用文字表達情感，往往要經過沉思的階段，從客觀上講，悲哀之情也更宜於表達。況且鬱結在胸中的情意總得有個宣洩之處，如果不能付之於言，那麼付之文字的慾望勢必更加強烈。
「拾遺苦被蒼生累，贏得乾坤不盡愁」（陳獻章《吊杜公墓》）。「一代悲歌成國史，二南風化在騷人」（屈大均《杜曲謁子美先生祠》）。在歷代詩人中，沒有誰比杜甫的憂患意識和憤激之情更深了。但不能因此說，杜甫不善於抒寫喜悅之情，杜詩中沒有歡快之作。當詩人在鄜州探親時，聽到唐朝軍隊已經逼近長安，作《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字字快利，筆筆含有喜氣，一片歡快之情，飛動紙上。回到長安後，又作《洗兵馬》，寫春日暄妍、百官歡忭之狀，如在目前，喜悅之意，浮動筆墨之間。宋代張戒說杜甫作詩，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對景亦可，不對景亦可，喜怒哀樂，不擇所遇，一發於詩。蓋出口成詩，非作詩也」（《歲寒堂詩話》）。無論寫喜寫憂，都出於詩人的至性至情，從心中湧起，從筆下流出，留在紙上，表現在詩中，和讀者的性情相合，從而激起共鳴，感動他人。前人都認為，在歷來描寫喜悅之情的作品中，還沒有哪一篇能和杜甫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相比。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這首詩作於代宗廣德元年（763），當時嚴武奉命還朝，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叛亂，杜甫無法在成都生活，寓居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臺）。這時距安史之亂爆發已近八年，距杜甫棄官西去，舉家南遊，也已四年。在此期間，詩人飽嘗流離之苦，無時無刻不希望能早日平息叛亂，歸還家園。這種希望，在抑鬱之情的煎熬中，已經達到極其緊張的水平。一旦聽到官軍直搗叛軍巢窟的訊息，想到天下就要太平，返回故鄉的希望就要實現，原先情緒的極度緊張突然得到解除，必然會破愁為喜，產生極度的歡樂。「劍外忽傳收薊北」，正是這個「忽」字，使詩人驚喜欲絕，在感情上掀起極大的波瀾。
「漫捲詩書喜欲狂」，沒有這種情緒上的劇烈變化，沒有這種狂喜激起詩人不可抑制的詩情，決寫不出這樣感人的文字。這種狂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