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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氣，沈君則更沉著，有思慮，因此雖凡事退後，實在卻很起帶頭作用。朋友們送他一個徽號叫“鬼谷子”，他也便欣然承受。錢玄同嘗在背地批評，說這混名起得不妙，鬼谷子是陰謀大家，現在這樣的說，這豈不是自己去找罵麼？但就是不這樣說，人家也總是覺得北大的中國文學系裡是浙江人專權；因為沈是吳興人，馬是寧波人，所以有“某籍某系”的謠言，雖是“查無實據”，卻也是“事出有因”；但是這經過閒話大家陳源的運用，移轉過來說紹興人，可以說是不虞之譽了。我們紹興人在“正人君子”看來，雖然都是把紹興師爺一流人，性好舞文弄墨，但是在國文系裡，我們是實在毫不足輕重的。他們這樣的說，未必是不知道事實，但是為的“挑剔風潮”，別有作用，卻也可以說弄巧成拙，留下了這一個大話柄了吧。
如今閒話休題，且說那另外的兩位沈君，一個是沈兼士，沈尹默的老弟，他的確是已經在北大里了，因為民六那一年，我接受北大國史編纂處的聘書為纂譯員，共有兩個人，一個便是沈兼士，不過他那時候不在城裡，是在香山養病。他生的是肺病，可不是肺結核，乃是由於一種名叫二口蟲的微生物，在吃什麼生菜的時候進到肚裡，侵犯肺臟，發生吐血；這是他在東京留學時所得的病，那時還沒有痊癒。他也曾從章太炎問學，他的專門是科學一面，在“物理學校”上課，但是興味卻是國學的“小學”一方面；以後他專搞文字學的形聲，特別是“右文問題”，便是凡從某聲的文字也含有這聲字的意義。他在西山養病時，又和*教的輔仁學社的陳援庵相識，陳研究元史，當時著《一賜樂業考》《也裡可溫考》等，很有些新氣象；逐漸二人互相提攜，成為國學研究的名流。沈兼士任為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主任，陳援庵則由導師，轉升燕京大學的研究所主任，再進而為輔仁大學校長，更轉而為師範大學校長，至於今日。沈兼士隨後亦脫離北大，跟陳校長任輔仁大學的文學院長，終於因同鄉朱家驊的關係，給國民黨做教育的特務工作，勝利以後匆遽死去。陳援庵同胡適之也是好朋友，但胡適之在解放的前夕乘飛機倉皇逃到上海，陳援庵卻在北京安坐不動；當時王古魯在上海，特地去訪胡博士，勸他回北京至少也不要離開上海，可是胡適之卻不能接受這個好意的勸告。由此看來，沈兼士和胡適之都不能及陳援庵的眼光遠大，他的享有高齡與榮譽，可見不是偶然的事了。
另外一個是沈大先生沈士遠，他的名氣都沒有兩個兄弟的大，人卻頂是直爽，有北方人的氣慨；他們雖然本籍吳興，可是都是在陝西長大的。錢玄同常形容他說，譬如有幾個朋友聚在一起談天，漸漸的由正經事談到不很雅馴的事，這是凡在聚談的時候常有的現象，他卻在這時特別表示一種緊張的神色，彷彿在宣告道，現在我們要開始說笑話了！這似乎形容的很是得神。他最初在北大預科教國文，講解的十分仔細，講義中有一篇《莊子》的《天下篇》，據說這篇文章一直要講上一學期，這才完了，因此學生們送他一個別號便是“沈天下”。隨後轉任為北大的庶務主任，到後來便往燕京大學去當國文教授，時間大約在*十五年（一九二六）吧，因為第二年的四月，李守常被捕的那天，大家都到他海甸家裡去玩；守常的大兒子也同了同學們去，那天就住在他家裡；及至次晨這才知道昨日發生的事情，便由尹默打電話告知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