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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雍自到報館，他每月總要回家一次，因為回家是例事，所以不會替他記述。但是他每次回家，都要使他發生一種不安的感情，並不是他家庭裡有什麼問題。他的家庭，實在是很完全的，不但他的父母是慈祥無比的人，便是兄弟姊妹，以及妯娌之間，也都彼此情感相通，沒有各懷心志的。所以使他不高興的，是他本處住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難。他家鄉的人民，本來都沒有恆產，全賴旗營生活。革命以後，旗營先不濟了，並附近的村民，也大受了影響。伯雍回家一盪，總是看見窮人一天比一天多，早先很興旺的村鎮、很隆盛的旗營，眼看著凋敝衰殘。好幾百年的大槐樹，原先是成行成列，一眼望不到邊，如今都伐倒了，一株也不見。山上的樹木，也都砍了，山林秀氣，一點影子沒有了。山上到處露出紅色的黏土，彷彿生了遍體的瘡瘢。那乾隆時代的建築物，如同碉樓、教場、官衙，漸漸地都被窮民拆賣了。不第官有的東西都拆毀了，連村間私有的家屋，每一個月裡，總要拆賣幾十間。原先屋瓦鱗鱗，被多年的古槐和稠密的棗樹隱蔽著，遠遠一望，碧森森的，真有點雄偉的氣象。如今卻不然了，到處都是破房基、碎瓦礫，彷彿才遭兵燹，又彷彿被了極大的火災。其實這個地方，一次兵災也不會受苦，只因為受了革命的影響，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不必待大兵和土匪來燒掠，那地方上的人民，為維持他們暫時的生命，不得不把多年的建築物拆毀，來換幾個錢。拆了公共的不算，還要拆自己的，都拆完了，依舊不能生活。歷來的革命家，多半講究破壞主義，究竟這&ldo;破壞&rdo;二字怎樣講，我直到如今懷疑。據我想，破壞絕對不是破壞有形的東西，可是到了實行的時候，便沒分別了。譬如野蠻人，無論到什麼時候，總要發揮他們野蠻性質。當鴉片戰爭的時候，英法聯軍，乘中國多事，闖入北京，把三山勝地全給燒了。他們的野蠻行為，在歷史上終歸不能消滅的。革命黨倡為破壞之說，其實腐敗政治，不曾破壞一二，反倒教會了無業的人民，恣行破壞手段。頂好的建築物，而且是歷史上紀唸的東西，你要說這個不應當拆，拆毀了也賣不了幾個錢，他們一定不聽你的話。他們唯一的理由，便是餓。只這一個&ldo;餓&rdo;字，比土匪和大兵厲害得多。什麼應儲存的東西，也儲存不了。大凡革命的國家，都是由破壞而建設的，但是破壞很容易，一句話便破壞了，可是再言建設，就不能那樣容易。一百年二百年，不定建設得了建設不了，甚至有終歸不能建築的，所以我說革命家是以少數人之激烈思想，向全國人民生活範圍以內，故意地開一個大玩笑。他們和賭局的賭棍一樣精神，紅不紅自己並沒有把握，不過孤注一擲，好壞盡憑天命。所以革命手段，無論如何，總帶點野蠻和匪棍的臭味，所以我認定革命手段不是人類應當極端崇拜的思想，因為辦理國家社會的事，實在有比革命手段勝強百倍的。何況這種手段，最危險的毛病，無非叫人民都陷於破產的悲境，不得不向野蠻境域退化了去。於人類福祉和古物的儲存上，實在有至大的關係。伯雍所以每次回家，總有些不快之感，實在因為目擊這樣凋敝的慘象，使他忍不住唏噓，禁不得浩嘆，尤覺令他感慨不置的，有許多大田園、大塋地，舊主人都衰敗了，所易的新主，儘是軍閥中人。這一點，更使人不能忘革命家的厚賜了。
伯雍因為替秀卿的娘忙了些日子，這一個月裡，並未回家。這些日子，因為把他們的事都辦得有了成績，身子也清閒點了，他便預備了幾天稿子，告了兩天假，回家望望老親。他的父母見了他，自然是喜歡，他拿出由城內買的甘脂234，教他嫂子打點好了。晚飯時率領他兄弟姊妹，陪著二位老人一喝酒，立刻幾間破屋子，都充滿了和平愉快的喜氣。他的脾氣，最喜歡家庭的和樂，他不但愛他的父母、兄弟、姊妹、子侄，連他家所飼的貓狗小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