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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為了對付曹吳，暫時與段張聯合。戰後，奉張勢力大為擴張。張作霖背棄當初奉軍不入關的約定，大舉揮軍入關，搶繳直系敗軍槍械、收編直系軍隊，搶佔地盤，從而加劇了與馮玉祥的矛盾。
郭松齡事件之後，吳佩孚、張作霖、馮玉祥三者的關係發生了新的變化。馮玉祥的國民軍在郭松齡舉兵後進佔了熱河，同時向李景林提出假道出關援郭的要求，（李原參加郭、馮、李“小三角同盟”）李不允。馮軍繼續進兵，1925年12月下旬攻佔天津。李軍退往山東，與張宗昌結成直魯聯軍。這時，馮玉祥有意聯吳制奉，但吳佩孚不忘馮當初倒戈回師陷其於困境之舊仇，拒絕合作。而與張作霖聯合，共同對馮。馮玉祥在局勢於己大為不利的情況下，宣佈下野，隨後將軍隊和地盤交給下屬，自己準備到蘇聯去考察。吳張商定：吳軍由京漢線北上；直魯聯軍由津浦線北上；奉軍負責關外（指西北）；奉張助吳軍餉200萬元；北京政局將來由吳主持。隨即，奉軍、直軍、直魯聯軍聯合向國民軍進攻，發動了所謂的“討赤”之役（馮玉祥當時傾向於蘇聯）。
二、宣稱“保境安民” 聯直、聯奉與攻討國民軍（2）
面對軍閥勢力的重新分化改組，閻錫山秉承一以貫之的處事方法，並沒貿然行事，而是在加強自身力量的同時，觀望局勢，等待時機。
出兵石家莊作為一次軍事擴張的預演，使閻錫山看到晉軍的弱點和不足，決心進一步加強之。所以，閻從石家莊撤兵後，即著手進行第二次擴軍。“乃將晉軍擴充為兩個師、十二個旅，步兵將近四十個團，騎、炮兵各兩個團，又另各十餘營。兵額總人數在八萬人以上。”
與此同時，閻錫山開始重新調整他與各個方面的關係。
此時，國民1、2、3軍已擴張到三四十萬人，人多餉缺，軍械無著，於是就圖謀向山西發展。他們駐紮在山西的東、北、西三個方向，就像鉗子一樣扼住了閻錫山的咽喉。國民軍構成了對晉省的嚴重威脅。面對國民軍的威脅，閻錫山也多有考慮，甚至默許直吳、奉張聯合進擊，但一直未付諸實施。
1926年春，奉軍、直軍、直魯軍聯合向國民軍發起進攻，所謂“討赤”之役拉開了序幕。吳佩孚為事先掃除由武漢北上攻馮之障礙，要求閻錫山予以配合，在此之前先行出兵京漢路，肅清盤踞京漢要津順德（今邢臺）之國民軍第二軍鄭思成部，打通京漢線。由於當時直吳軍隊尚未北上，奉張軍隊的主力也未入關，閻錫山擔心公開反對國民軍，會使國民軍的槍口先集中到山西方面來，假以抓孔庚為藉口，出兵順德。
孔庚自1917年被閻錫山釋了兵權後，即出省謀職，策動反閻。1925年曾聯絡樊鍾秀、胡景翼進攻山西未成。其時，在鄭思成部任職。據周玳回憶，1926年3月的一天，閻錫山突然把他和商震找去，說：“山西究竟是和張、吳合作倒馮，還是和馮合作，現在還不能決定。可是孔庚現在順德，他對山西始終野心不退。我們不如趁這當子，先把順德拿下。千萬不要放走孔庚，要把他俘獲解回省來。”“當時順德的駐軍鄭思成，是國民二軍的部屬。張士吉（國民軍派往山西進行疏通工作的代表——作者）聽說老閻要對順德用兵，非常詫異，就找臺壽銘（時任晉軍參謀長——作者）一同來問訊。閻說：‘我們出兵順德，完全為了解決孔庚，這是山西內部的問題。孔庚不解決，山西不能自保，還怎麼能夠拿出力量來幫助你們總司令呢？’”
是年3月初旬，閻錫山應吳佩孚所請，出兵娘子關，取石家莊，然後沿京漢線南下。所派部隊系商震的第1師，以及楊愛源的第6旅，外加周玳之一個炮兵團（由周玳親自帶隊指揮）。出關部隊到石家莊後，以楊旅駐石防守，其餘部隊駐京漢線的元氏、高邑、贊皇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