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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民主黨來說，這一轉變是革命性的，以至於觀察家俏皮地諷刺社會民主黨這是&ldo;極力想成為前所未有的最好的基督教民主聯盟&rdo;。這話不無道理。社會民黨與基督教民主聯盟兩黨之間的差異，更多是具體政策上的分歧，而不是制度認同上的水火不容。他們所依託的，是同一種憲政框架，同一種政體。
沒有這一框架，就不可能有&ldo;講良心的資本主義&rdo;。倘若大名鼎鼎的西門子公司汙染了河流，它給艾哈德打聲招呼，這位聯邦政府的經濟部長一個電話，就可以讓記者封口，媒體噤聲，法官枉法，這樣的資本主義會&ldo;講良心&rdo;麼？同樣地，徵收遺產稅、實行累進稅制等，可以是促進社會公平的一種手段，但也完全可能是借社會福利或社會公平之名，行橫徵暴斂之實。
哥德斯堡綱領之後又是10年。1969年，社會民主黨人才首次出任德國總理。雖說在戰後，聯邦德國不僅社會的貧富差距在發達國家裡頭最小，而且是最為發達的社會福利國家，但要因此就說德國實行的是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制度，並不準確，而是陷入了主義思維的怪圈。其實，包括勃蘭特在內的社會民主黨人的上臺，並不意味著&ldo;有良心的資本主義&rdo;的終結。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一黨的目標而已。比如，在1959年的綱領中提出，&ldo;建立一個符合民主社會主義基本要求的社會和國家&rdo;。
所謂&ldo;社會民主黨人成功地創造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框架內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rdo;，這種說法至少在德國是不成立的。它有悖於一個共和國的政黨政治的經驗，誇大了社會民主黨的影響力。無論社會民主黨人執政還是在野，聯邦德國都不是，並且也不可能是完全按照一黨的願景前行。從1949年到1969年，聯邦德國透過的2395項法律，其中由聯邦政府提出的法律草案佔了76。雖說不能低估社會民主黨作為反對黨對這些法律的影響，但是更不能否定執政的聯盟黨的作用，更何況，即使社會民主黨人勃蘭特當了總理，也不可能全都推倒重來。即便是施密特從1974至1982年連任八年德國總理，他既不會，也不可能讓全德國人民萬眾一心地堅持民主社會主義。
事實上，不僅社會民主黨在戰後相當長的時間裡跟總理職位無緣，而且社會民主黨人迄今為止擔任總理的時間，也遠沒有基督教民主聯盟那麼長。勃蘭特、施密特和施洛德三個人加起來，總共只有20年。其餘時間都是基督教民主聯盟的人當總理。總不能說基督教民主聯盟也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應聲蟲或傀儡吧？
其實，社會民主黨1959年哥德斯堡綱領中的那句&ldo;社會主義只有透過民主才能實現&rdo;，已經道出了問題的要害，即要&ldo;透過民主&rdo;。至於整個德國&ldo;透過民主&rdo;具體變成了什麼樣子，不是某個人或某個政黨的意志所能夠主宰得了的。在這樣一種&ldo;民主&rdo;框架下，一個國家的方方面面會演變成什麼樣子，那是這種&ldo;民主&rdo;執行的自然結果。作為聯邦總理，艾哈德可以在1963年10月18日的施政演說裡講：&ldo;作為聯邦總理，我保證將社會市場經濟政策進行到底。&rdo;但是他無法誇口堅持社會市場經濟政策一百年不動搖。
在這種環境裡，你認為國民&ldo;先進&rdo;也好，&ldo;落後&rdo;也罷，要想上臺，都得尊重選票的力量。自封為先知先覺，如果選民不理睬，那也只能是自娛自樂，曲高和寡。當青年社會民主黨人依舊信奉社會主義的傳統信條，主張把重工業、大銀行和保險公司收歸國有。總理施密特就在漢堡對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