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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要獨立，民眾要富裕、要*，中國將走什麼道路，具體怎麼走的問題都解決了嗎？當然都沒有。而是到了1924年，孫中山才初步認識到馬列主義，看到了中國共產黨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希望，才在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把舊三*義改造成新三*義，提出了聯蘇、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才算找到了正路，取得了北伐的初步勝利。、、、、、、再說說中國共產黨吧，一開始，一直是在蘇聯的指導下，套用蘇聯的模式，屢遭失敗與挫折，一直到毛主席找到了適合於中國國情的農民革命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模式，才真正打出來了一箇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怎麼才算真馬列呀？再說說建國後的建設問題。比如：農村的社會主義建設問題。1951年圍繞山西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問題，黨的中央內部也有不同意見，華北局書記薄一波和中央的劉少奇認為：僅僅依靠農村的條件，還不能搞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要依靠工業。沒有強大的國有化的工業，就不能有全體規模的農業集體化。而毛主席就不支援他們的意見，而支援了山西省委的意見，在未經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集體討論的情況下，就指示陳伯達召開了農業互助合作會議，並起草和透過了《*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而這不同意見，一直到1954年才統一到，黨的七屆四中全會透過的，毛主席親自指導制定的‘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上來。而今年三月，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向全黨闡述了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指導思想及看法，他認為：沒有農業生產機械化為生產力的合作社的發展，必須堅持‘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方針，必須發展一批，辦好一批，在辦好的基礎上求發展。而在這個月的二號才結束的中央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鄧子恢也作了開幕詞講話和總結。但到了前幾天的本月17日，當*中央農村工作部的指示，剛剛下發，這才幾天，毛主席就召集了15個省、市書記會議，在會上就開始公開地批評*中央農村工作部和鄧子恢了，說他們‘在合作化問題上，有種消極情緒’，必須改變。‘再不改變，就要犯大錯誤。’”李搏古笑了笑，“誰是誰非？當然這不是我們能回答的問題，只有透過時間，社會實踐去裁判了。但我要說的是這一代的中央領導人尚且如此，到了你們下一代人的時代呢？”他不往下說了，而只是笑了。
“怎麼會這樣呢？”李曉晴感到吃驚了、、、、、、
“為什麼不會這樣呢？”李搏古立刻解釋道，“毛主席早在1937年寫的《矛盾論》中，就已經說明了‘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鬥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當然，他們之間的矛盾，毛主席雖然一再地強調著他的觀點，可以先集體化後機械化，說確保私有，是資產階級的觀念。但鄧子恢也只能是按總路線這一燈塔指出的航道去航行。只能說是處於執行者的身份與黨的領袖地位不同而出現的矛盾。”
李曉晴理解道：“總路線畢竟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但毛主席強調的是精神反作用物質、、、、、、這裡，本來就是矛盾嗎，具體地做時，就得尋求對立統一。”顯然，她產生了對學政治經濟學的興趣，有心同意父親的建議了，然後才去問楊光，“你的意見呢？”
楊光：“我聽你的。”
而李曉晴又去憧憬了：“那、、、、、、報哪所大學呢？”
而李搏古立刻回答：“何必捨近求遠呢？我這個學校就有這個系。既可以住校，又能經常回家、、、、、、這多好啊。”
李曉晴便立刻歡喜地願意了。她又去問楊光了：“那就選爸爸領導的這座學校？”
楊光當然也很高興，但還是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