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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價值和意義。
從1932年秋到1934年春,由董作賓、郭寶鈞、李光宇、劉燿、石璋如為主力隊員的考古學者,在殷墟進行了第七、八、九次連續性發掘,並把目光由小屯轉移到後崗和洹河北岸的侯家莊南地、南臺等處,發現了夢寐以求的王陵區,而商代王陵之所在,此前從未見諸史籍記載。
1934年秋與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殷墟發掘,對已發現的王陵跡象緊追不捨,繼續擴大戰果。此時,史語所考古組主力幾乎全部調到這一推進歷史知識最前線的發掘行列中來,發掘專業人員達到了整個殷墟發掘的鼎盛時期,除總指揮梁思永外,另有石璋如、劉燿、祁延霈、胡福林(厚宣)、尹煥章、李光宇、王湘、李景聃、高去尋(曉梅)、潘愨等考古組&ldo;十大金剛&rdo;(南按:又稱&ldo;十兄弟&rdo;),另有臨時工作人員與實習生馬元材、夏鼐(作銘)、王建勛、董培憲、李春巖、孫文青,外加史語所元老級人物傅斯年、李濟、董作賓。傅、李、董三人是作為視察的高階人員由南京來到安陽,穿梭於考古發掘現場,協助梁思永處理各種棘手問題與事務的。其間,黃文弼等監察人員參加了第十二次發掘工作,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與中國學者徐中舒、滕固、王獻唐,清華大學的聞一多攜燕京大學的陳夢家,以及河南大學師生相繼前往工地參觀。一時間,在幾十平方公里的殷墟發掘工地上,大師雲集,將星閃耀,氣勢如虹。胸有成竹的梁思永充分表現出一個戰略家的宏大氣魄,規劃周密,指揮若定,每天用工達到550人以上,如果連研究人員和參觀的學者計算在內,最多時達到近600人的數字。據參加發掘的石璋如回憶:西北岡的發掘,有五個最多,即:參加的工作人員最多;用工人最多;用錢最多;佔地最多;收穫最多。其中&ldo;單就工資一項來說,每人每天工資四角,五天發一次,每人二元,五百人,五天便要發大洋一千元。本次工作102天,除了星期天、下雨天停工,實際的天數約85天,要發十七次工資,即一萬七千元。這個數字在現在聽起來,簡直不算回事,可是在當時聽起來,真是駭人聽聞。一萬七千元,那還了得!&rdo;此次發掘的收穫,除了甲骨文之外,僅從後來參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展展品目錄總說明來看,&ldo;其中十之九出自安陽城西北十二里之侯家莊西北岡,十之一出自城西七里之小屯村北地。侯家莊為殷代陵墓之殘跡,小屯村為殷代宮室之遺址。&rdo;[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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