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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入朝，先與曾布聯手迫使韓忠彥罷相，罪名是變神宗之法度，逐神宗之人才。但蔡京站穩腳跟卻開始傾軋曾布，上演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鬧劇。他抓住曾布任命親家陳祐甫為戶部侍郎的把柄，發起攻擊。曾布在徽宗面前聲色俱厲的自我辯護，徽宗拂袖而起。御史交章彈劾，曾布罷相出朝。蔡京取而代之，乘勝追擊，命知開封府呂嘉問將其諸子問成貪汙罪，把曾布貶到太平州居住，在政治上再難翻身。
以崇寧元年（1102年）七月蔡京任相為界限，其後雖然還打著新法的旗號，但只是盤剝百姓的遮羞布，蔡京的所作所為，與熙寧新法已了無關係。誠如王夫之所說，王安石精心擘劃的新法&ldo;名存實亡者十之八九&rdo;。蔡京為相不久，就仿照王安石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的陳規，設立講議司，安插了親信黨羽四十餘人，由他擔任提舉。講議司名以上討論熙豐已行法度和神宗欲行而未行的舉措，實際上是&ldo;中書以外有一中書&rdo;，成為蔡京打擊政敵獨攬權力的工具。
七月，蔡京頒詔指斥元祐大臣&ldo;汲引死黨，沸騰異端，肆行改更，無復忌憚&rdo;。九月，他下詔將元符末年上書言事的五百八十二名官員分為正上、正中、正下、邪上、邪中、邪下六等。這張名單是蔡京一夥擬定的，標準是&ldo;同己為正，異己為邪&rdo;。列為正上的僅六人，正中的十三人，正下的二十二人，多是蔡京的死黨。而列入邪等的五百三十四人，雖有陳師道、晁說之等知名人物，但絕大多數只在具體問題上與蔡京意見不同而已。列為正等的四十一人都旌賞有加，列為邪等的五百三十四人降責有差。
數日以後，徽宗規定：凡是元符末年&ldo;敘復過當&rdo;的元祐黨人，一律不得任命在京差遣。這張名單共計一百二十人，有相當一部分已經去世，包括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王巖叟、範純仁、韓維、蘇轍、陸佃等文武執政官二十二人，蘇軾、範祖禹等曾任待制以上官員三十五人，秦觀、黃庭堅、程頤等其他官員四十八人，張士良等內侍八人，王獻可等武臣四人，由徽宗御筆書寫，勒石在端禮門外的石碑上。列名的不都是元祐舊黨，例如陸佃原是王安石的學生，章惇與曾布明明是新黨，僅因與蔡京見解相左，也都一古腦兒打入了元祐黨籍。可見到蔡京手裡，連新舊黨爭的起碼界限都抹殺了，有的只是睚眥必報的個人恩怨。
不日，蔡京又讓徽宗懲辦元符末年變更法度的劉奉世等二十七人。元祐皇后孟氏也被再次廢黜，仍居瑤華宮。十一月間，徽宗和蔡京將列入元符上疏邪上尤甚的三十八人黜逐遠方，將列為邪上的四十一人分別貶為遠小州郡的監當官。
歲末，徽宗連頒兩道詔書，一是命令各地對安置、編管在本州郡的元祐黨人嚴加羈管，一是不能再以元祐學術政事教授學生。崇寧二年四月，徽宗下令撤毀陳列在景靈宮的司馬光、呂公著、範純仁等大臣的畫像，蘇軾《東坡集》也在禁毀之列，列為禁書的，除了三蘇和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等蘇門四學士的文集，還有範祖禹、范鎮和劉攽的學術著作。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因有神宗的&ldo;聖序&rdo;，才免了一劫。
九月，蔡京黨徒建議將刻石端禮門的元祐黨籍碑頒示全國，讓各監司、州郡的長吏廳都勒石上碑。次年六月，朝廷又將元祐黨人、元符黨人和元符上疏邪等者合為一張名單，共計三百零九人，先由徽宗書寫刻石文德殿門東壁，再由蔡京書寫頒示全國州縣刻石。
元祐黨人的名單，紹聖時定為七十三人，崇寧時竟增至三百零九人，只要誰與蔡京立異，人無賢否，官無大小，就打入黨籍。一如黨籍，親屬也跟著倒黴。黨人的父兄子弟不論有無官職，一律不能擔任在京差遣，甚至不能擅入京師。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