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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陳寅恪的受業弟子藍孟博對陳哲三說：“陳先生演講，同學顯得程度很不夠。他所會業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講，如梵文、巴利文、滿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於英、法、德、俄、日、希臘諸國文更不用說，甚至於連匈牙利的馬紮兒文也懂。上課時我們常常聽不懂，他一寫，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問其音叩其義方始完全瞭解。吳宓、朱自清都常來聽講。他的書房中各國各類書都有，處處是書，我們進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又說：（陳寅恪）“平日講書，字字是精金美玉，聽講之際，自恨自己語文修養太差，不配當他的學生。每到他家，身上總帶幾本小冊子，傭人送上茶果，有時先生也教我們喝葡萄酒，我們便問其來歷，他於是把葡萄原產何處，原名什麼，最早出現何處，何時又傳到何處，一變成為何名，如此這般，從各國文字演變之跡，看它傳播之路徑。這些話我們都記在小冊子裡。”
週一良先生在回憶文章中即談到，30年代就讀燕京研究院時，聽同學盛讚陳寅恪先生魏晉隋唐史學方面的造詣，遂旁聽陳先生課而感受深刻：“……陳先生講課之所以使我們這些外校的學生特別傾服，應有其原因……陳先生談問題總講出個道理來，亦即不僅細緻周密的考證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講出其‘所以然’，聽起來就有深度，說服力更強。”“陳先生善於因小見大，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方面雖沒有寫出像《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那樣綜觀全域性、建立框架的論著，但除經濟方面而外許多重要方面的大問題都接觸到了”。
姜亮夫在清華時曾寫了一篇批評容庚的文章，發表在《燕京學報》上，容庚把這篇文章送給陳寅恪看。陳寅恪對姜亮夫說：“你花這麼大的精力批評別人，為什麼不把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姜亮夫聽了，大受震動，從此不太願意寫批評文章了。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敦聘陳寅恪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陳寅恪因不習慣昆明高原氣候，時常生病，又心思與旅居香港的家人團聚，決定於夏天離開聯大赴英國講學。吳宓特意在昆明市的海棠春餞別，時值端陽，吳宓贈詩曰：國殤哀郢已千年，內美修能等棄捐。澤畔行吟猶楚地，雲中飛禍盡胡天。朱顏明燭依依淚，亂世衰身渺渺緣。遼海傳經非左計，蟄居愁與俗周旋。
在西南聯大時，陳寅恪住在靛花巷青園學舍。每到上課，陳寅恪步行一里多路到學校。陳寅恪仍像在清華園一樣，每次上課都是用一塊花布或黑布，包著一大包書向教室匆匆走來，至時滿頭是汗，但從不遲到。有同學不忍見一隻眼睛已盲的老師如此辛苦勞累，主動提議前去迎接，並幫助拿書，陳寅恪不允。一位學生回憶說：“陳先生上課一絲不苟，多數時候先抄了滿滿兩黑板資料，然後再閉上眼睛講。他講課總是進入自我營造的學術語境或歷史語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乾二淨。某日，第一隻腳甫踏入門，距離黑板尚遠，陳師即開始講述，謂上次講的……隨即走近桌旁，放置包書之包袱，就座於面對黑板、背朝學生之扶手椅上。講述久之，似發覺座位方向不對，始站起身搬轉坐椅，而做微笑狀。有時瞑目閉眼而談，滔滔不絕。”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於是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
陳寅恪講課時總是端坐而講，所論者皆關宏旨，絕無遊詞；態度嚴肅，從不譁眾取寵；認真負責，極少曠課，有人聽他講課四年，從未見過他請過假。講課雖多平鋪直敘，但聽課者並不感到枯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