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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金嶽霖先生將這事作笑話告訴朋友。朋友告訴他一件更玄的事：說是文人潘梓年在重慶時，在一個簽名的場合，一下子恍惚起來，記不得了自己的姓名。旁邊有人說他姓潘，可光一個姓還不足以連帶出名字來。潘梓年又大聲問：“阿里個潘呀？”意思是說潘什麼呀，還是記不起來。金嶽霖先生聽見此事，才有些釋然。晚年寫回憶文章時，前面記自己“忘我”，後面記比自己忘得更嚴重的潘梓年。
20世紀30年代，金嶽霖每天上午在自己的小閣樓的一個犄角里冥思苦想，遨遊在抽象的思想海洋。即使是在戰事之秋的西南聯合大學，他也是孜孜不倦地思考著書。金嶽霖有個習慣：利用每週不上課的三天時間，全心全意做學問雷打不動，客人一概不見。這種情況下難免忘記了日本人的炸彈。當時金嶽霖住在昆華師範學校的學生宿舍樓裡，1938年9月28日，日本飛機突襲雲南，金嶽霖在書齋裡對空襲警報竟是充耳未聞。還好金老運氣好，幾枚炸彈在金老那幢樓的前後左右開花，但是他住的那幢樓居然沒事！當他被驚醒從樓裡跑出來，發現地上狼藉一片，而他則是一副茫然狀。
金嶽霖愛喝牛奶，冬天訂了好多瓶，到了夏天，他喝不了那麼多，就經常邀請鄰居來喝，一再懇求：“這個忙諸位一定要幫。”一位鄰居得知情由後，對他說訂牛奶可以隨時增減，冬天多訂，夏天少訂。他又大為讚賞：“你真聰明！”
在清華教書的一段時間，金嶽霖與陳岱孫先生都住在清華學務處。一次，梅貽琦校長外出，委託陳先生代理校事。一天，金嶽霖準備上廁所，發現沒了手紙，他並不趕緊去找，反而坐下來向陳岱孫寫了一張討手紙的條子：“伏以臺端坐鎮，校長無此顧之憂，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隨之便。茲有求者，我沒有黃草紙了，請賜一張，交由劉順帶到廁所，鄙人到那裡坐殿去也。”那意思就是，你現在代理校事了，就該為我解決問題，雖然是區區一張手紙。
金嶽霖怕光。一般情況下不論何時何地，他都會戴著遮陽帽，並且儘可能壓低帽簷，而頭只能微仰著。他眼睛的鏡片則像黑白無常一樣兩種顏色。這種標誌式的造型使人覺得有點怪，對此金嶽霖自己對學生打趣說：“我年輕的時候眼睛不好，不好到什麼程度呢？因為我這個眼睛左眼近視800度，右眼遠視700度，結果來一個汽車，我看到七八個，然後我就不知道該躲哪一個了，可能七八個哪一個都不是真的。”
解放後，周源培讓金嶽霖去做北大哲學系的主任。金嶽霖說他不幹，還說艾思奇擺在那裡，不去找他，反而來找自己。周培源說：“要你做，你就做。”金嶽霖就來到北大任哲學系主任。不久之後有人當面大罵金嶽霖，這要在解放前，一定會有一個人離開。金嶽霖對於這件事的回憶是：“在新社會怎麼辦呢？不知道。結果他不走，我也不辭。事業辦不了，更談不上辦好辦壞。”
1955年，金嶽霖離開北大，調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另一位副所長說他應該坐在辦公室辦公。金在辦公室呆了一上午，也沒弄明白如何“辦公”。他說：“他們說我應該坐辦公室辦公。我不知‘公’是如何辦的，可是辦公室我總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辦公室，坐了整個上午，而‘公’不來，根本沒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費了一個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話，我這個知識分子確實不能辦事。”
金嶽霖回憶：有一次我在午門碰見章士釗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記得了。這一次簡單的幾句話，蠻有意思。我說：“你只比我大13歲，可是，我曾經把你看作大人物，背過你的文章。有篇文章開頭幾句是：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為容？曰，不好同惡異……”他說：“這很簡單，我比你大13歲，但是，在你1歲的時候，我比你大13倍。你十五歲的時候，我已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