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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嘗居鄂；吳雖中徙，乃今鄂城。老則苦縣（苦讀“古”，今河南鹿邑東）；莊為蒙人；諸葛，陽都（今山東沂南）；道安，扶柳（今河北冀州）……啟超乃南海聖人之高足，此段以國史研究為講題，昔有仲由率爾致哂；今之魯連，求之不難，可無戒乎？”
黃侃在課堂上評價梁啟超，認為梁在學術上的成就不大，至於文章，只是“新聞筆墨而已”。
梁啟超曾在東南大學任教，當時東南大學有學者批評梁啟超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完全背離客觀的學者態度”，還批評他“治學感情有餘而理智不足，在精神上莫衷一是”。
一次，黃伯易到語文組辦公室抄閱參考資料，聽到系主任室幾位教授正在議論梁啟超：“梁啟超寫先秦政治思想，日本學者已積累了不少資料，順手拈來都可成書，倒是小石（胡小石）的《中國文化史》不好編。”“梁啟超如果繼續寫漢、魏政治思想，就會感到江郎才盡了。”“我敢擔保憑梁啟超這副本領，一輩子拿不出來！”顧寔也楞眉怒目地攻擊梁啟超：“道德經是道家政治思想的精神，梁啟超摸不到邊，他講的不是老子，而是‘咱老子’。”
南京寶華山慧居寺的大蓮和尚曾當著黃伯易的面對其業師梁啟超作了鞭辟入裡的評論：“梁啟超治學務博而不求精，泥於學古而忽於今用，服膺師訓或改弦更張都不徹底，只依違兩可之間，因此進退失據。梁啟超單獨搞政治總是捭闔不定，而且多疑善變，比乃師康長素真是自鄶以下了！”黃伯易將此酷評轉告了梁啟超，梁未加辯駁，只是說出一句：“不錯！我梁啟超的特點就是善變。”
東南大學舉行國學研究會，會上，有人將話題轉到顧寔的《人生二百年》上。梁啟超說：“我梁啟超一定要活到78歲！”此話引來了教授們的不同意見。吳梅（瞿安）說：“生死何足道！”王樸安說：“未知生，焉知死？”柳貽謀說：“人生實難，死如之何！”陳佩君說：“生死事大，無餘涅槃。”教授們的人生觀五花八門，但在態度上都反對梁的觀點。最後陳斟玄（鍾凡）調侃地說：“我們顧先生會算八字，讓他給梁先生算算！”梁啟超說：“我粱啟超生平從不迷信！”顧寔大為震怒：“我不像梁啟超，我自己算過，我要活80歲零一早晨，最後一早晨要與死神拼命！”於是，大家掃興而歸。
梁啟超曾在南京支那內學院學佛，一次，歐陽竟無莊嚴地對梁啟超說：“我絕非輕視你梁啟超，而是你的文章對青年傳染力強——把佛學匯入宗教的鬼神迷信。試想想，我們一代應擔負何等罪過？”說到此，歐陽不禁老淚潸然。梁啟超聽罷埋頭無語。
梁啟超晚年開始用白話文寫作，終生反對白話文的章士釗在《甲寅》雜誌中大罵梁啟超用白話作文，獻媚後生小子。
夏曾佑對梁啟超的學問並不推崇，他指責梁的《清代學術概論》一書“錯處開卷即得”。
【流質】
梁啟超一生，時人常批評其多變，甚至有人譏其投機，梁啟超也承認自己本性“流質易變”，但絕非如別人所說的投機政治，他坦然面對自己的“善變”。1903年，梁在《政治學大家伯論知理之學說》一文中說：“不憚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
一次，楚中元問梁啟超：“梁先生過去保皇，後來又擁護共和，前頭擁袁，以後又反對他。一般人都以為先生前後矛盾，同學們也有懷疑，不知先生對此有何解釋？”梁沉吟了一會兒，然後以帶笑的口吻說：“這些話不僅別人批評我，我也批評我自己。我自己常說：‘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對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學問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的，決不是望風轉舵，隨風而靡的投機者。”
梁啟超說：“我為什麼和南海先生分開？為什麼與孫中山合作又對立？為什麼擁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