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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恥四字上，做一個榜樣，給學生們下一代看。”“偽北大”教職員在國難當頭之時為敵服務，於大節有虧，故不擬繼續錄用。北平報紙評論說他對偽職人員“有一種不共戴天的忿怒”。偽教職人員組織團體，四處遊說、請願，要求北大繼續留用，不少政府官員和朋友也出面講情，傅斯年頂住各方面壓力，堅決辭退了這批偽教職人員。不獨如此，他堅決主張嚴懲漢奸。偽北大校長鮑鑑清附敵有據，河北高等法院宣判他無罪，傅先生蒐集鮑4項罪狀，向有關機關繼續抗告，表明了他對偽職人員的嚴正態度。
【壯懷】
傅斯年得知自己獲得官費留學的名額時，在給好友的信眾寫道：“我向來胸中的問題多，答案少，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年來，更蘊積和激出了許多問題。最近四五個月中，胸中的問題更大大加多，同時以前的一切囫圇吞棗答案一齊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學的飢，飢得要死，恨不得在這一秒鐘內，飛出中國去。”
一同赴英的俞平伯回國後，傅斯年下決心好好學習，他致力於研究實驗心理學，同時選修化學、物理學、數學、醫學等自然科學課程，不求速效，急名利。但傅斯年心中仍有憂慮，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如此迂遠，成功上實在講不定。但我寧可弄成一個大沒結果，也不苟且就於一個假結果。”
1928年傅斯年在給胡適信中報告史語所業已籌備時所說，為了“實現理想之奮鬥，為中國而豪外國，必黽勉匍匐以赴之”。
傅斯年辦史語所奉行“找新才”的原則，捨棄“浮華得名之士”。他堅信，天下之大，總會有讀書種子，即使是戰亂時期。許多青年學子就衝著傅斯年的激賞，跟著他流落荒野，在所不辭。江津學生王利器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後，恰逢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在重慶招生，王利器接到考試通知時已誤了考期。他奔赴重慶找到傅斯年。傅斯年對他進行了單獨考試。當時敵機經常轟炸重慶，王利器第一場英語考試還沒完，就躲避敵機轟炸七次。中午，傅斯年招待王利器吃飯時告訴他：“你明天回江津去吧。敵機濫炸重慶，很危險，不要考了，我告訴你，你旱就取了。還準備給你中英庚款獎學金。你去昆明，還是去李莊？隨你選擇。昆明有教師；李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那裡，有書。”王利器選擇去李莊，成了傅斯年的研究生。
【革新】
胡適到北大後，傅斯年日漸敬服胡適，經常去聽他的課，甚至邀集一些同學去胡適家中“客客氣氣的請教受益”。在胡適的影響下，傅斯年對西方著作的閱讀興趣也益發濃厚。“當時在北京大學師生中，文言文寫得不通或不好而贊成新文學的很多，文言文寫得很通很好而贊成新文學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後一類中的一個。”傅斯年住在校內西齋四號，同室者有精心鑽研哲學和古史的顧頡剛，有專心研究詞章的狄君武，有迷戀佛經的周烈亞，而傅斯年則“和他的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羅志希等，在高談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以後文學革命的旗幟，“因得孟真而大張”。
顧頡剛說：“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進了胡適的路子上去，後來竟辦起《新潮》來，成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1918年10月8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登了傅斯年給校長的投書——《論哲學門隸屬文科之流弊》。文中認為，哲學研究的材料來源於自然科學，“凡自然科學作一大進步，即哲學發一異彩之日”，主張哲學應入理科。此文引起蔡元培的注意。他對這位高才生寄予厚望，題詞贈曰：“山平水遠蒼茫外，地闢天開指顧中。”
1918年，傅斯年與毛子水、羅家倫、顧頡剛、康白情、俞平伯等20人成立了北大學生中第一個傾向於新文化的團體——新潮社，並開始籌辦《新潮》雜誌。蔡元培、陳獨秀從北大每年4萬元的經費中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