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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內部獲其生機”。
在錢穆逝世一週年之際，其得意門生余英時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一書，系統闡述乃師畢生之學問風骨、道德文章以及對於中國學術的巨大貢獻，亦算是對其畢生繁華的蓋棺論定。
【傳道】
錢穆一生以教育為業，五代弟子，冠蓋雲集，余英時、嚴耕望等人皆出門下。
錢穆做小學教師10年，中學教師8年，任大學教師時間更長。但他對小學教師生活卻情有獨鍾。他說，在小學任教時，每校學生都在百人左右，師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師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學校，吃在學校，工作在學校，團體如家庭，職業即人生。學校就像堂屋，故在小學任教，總覺心安。而中學、大學規模比小學大，人員比小學雜，師生之間、同事之間來往也比較煩瑣。由此才知中學教師、大學教師更是個職業。
晚年錢穆曾多次對人說，教大學不如教中學，教中學不如教小學。
1930年，錢穆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錢穆最高的文憑僅為高中（尚未畢業），完全是靠自學成才的。錢穆居北平八年，授課於燕京、北大等名校，並在清華、北師大兼課，與學術界友人時相切磋。抗戰軍興，輾轉任教於西南聯大、武漢、華西、齊魯、四川各大學。
燕京是一所教會大學，在北平各大學中，非常有名氣。當時校務主要由監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來教師，問大家到校印象。錢穆在會上直抒己意：“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此何義？所謂中國文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事後，燕大特開校務會議，討論此一意見。最終採納了錢穆的建議，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築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校園一湖，所有提名都未得到認可，因為一時無名，遂根據錢穆的提議取名“未名湖”。事後有人和錢穆開玩笑說，你提個意見，得了一樓，與胡適分佔一樓，誠君之大榮也。
錢穆做事特立獨行。剛到燕大時，他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批學生試卷時給分十分吝嗇，八十五分以上極少，通常只批八十分，大部分在八十分以下，一個班總有幾個六十分以下的。他原以為那幾個學生可以透過補考過關，不料燕大規定一次不及格就開除，不許補考，從無例外。聽說幾個學生因為他批的分數過低將要失學，錢穆立刻找到學校當局，申說理由，要求重批試卷，學校一開始以向無先例加以拒絕，經他力爭，終於破例讓他重判了試卷，讓那幾個學生留了下來。此後閱卷，給分也就大方多了。
錢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國文。他以紮實的國學功底和妙趣橫生的演講，贏得了學生們的肯定和歡迎。但是執教一年後，錢穆終因不適應教會大學的環境，辭職南歸了。
錢穆從燕大辭職後，顧頡剛向自己的老師、北大文學院院長鬍適推薦錢穆，於是錢穆到北大任教。錢穆在北大講授通史課，事實性強，不騁空論，有據有識，簡要精到，並能深入淺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較中西文化，喻秦漢文化猶如此室的四周遍懸萬盞明燈，打碎一盞，其餘猶亮；羅馬文化為一盞巨燈，熄滅了就一片黑暗。當時錢穆將通史課的教室設在北大梯形禮堂，面積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課堂之大，聽眾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襯得下面講臺上穿著長衫的錢穆似乎更矮小了。但這位小個兒導師，卻支配著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學生的心。他對問題往往反覆引申，廣徵博引，使大家驚異於其淵博，更驚異於其記憶力之強。在北大，他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