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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鋒說道：“當時萬曆皇帝的手下官員說，大明已經出現叛亂了，這倒還真沒有說謊。《皇明從信錄》的一則記載：“萬曆三十四年冬長至日，百官當詣孝陵上香，將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陵，殺諸司官，據城僭號。已閉九門，毋得出，闔城洶懼，街市不見一人。 次日，已擒得四十九人，付應天（府）獄。為首者劉天敘，斷指挑膝筋。內外守備會鞫，擬磔者七人，餘皆斬。” 二、一拖再拖的福王“之國” 福 王的藩封地在河南洛陽，結婚後理應前往洛陽就藩。然當時皇帝與鄭貴妃對福王寵愛有加，不願意他過早前往洛陽，但洛陽的福王府卻必須動工興建。所以這一項工程的進展，期間在皇帝的示意下，工匠故意拖得很慢，一直到萬曆四十年四月才完成，共花費銀子四十萬兩，超過潞王府一倍，超過其他王府十倍。 其實這四十萬兩銀子云雲，可能低估了，項鼎鉉說：“邸報，福王府邸成……是役也，所費金錢共五十餘萬雲。” 既然福王府已經完工，那麼彼時福王理應立即從京師前往洛陽就藩，當時稱為“之國”。 《大明會典》記載：“祖制，皇嫡子正儲位；眾子封王爵，必十五歲選婚，出居京邸，至長始之國。累朝以來，財賦地不封，畿輔地不封。之國不拘年歲。” 親王之國是極其隆重的事件，皇帝朱翊鈞卻視同兒戲，一拖再拖。廷臣們考慮到皇太子的地位在不斷受到福王的潛在威脅，就紛紛主張要嚴格按照祖制，敦促福王儘快離開京城，前往洛陽。 當時內閣首輔葉向高鑑於內閣只有他一人，被人稱為“獨相”，認為當時朝政急務莫過於推補閣臣。然而在他心目中，福王之國顯得更為緊急：“今日閣臣推補真萬分難緩，皇上可以察臣萬不得已之心，為臣一決。此外，則福王之國事更為緊急…… 但皇帝不予理睬，由得福王之國一再拖延，以至於徵調來的船隻擁堵河道，致使商賈不通。葉向高再次重申前議：“臣惟今日中外人情所最急者，莫如福王之國一事。毋論祖制難違，國典當重。即自張家灣以南沿河一帶船隻，盡皆拘禁，商賈不通，嗷嗷載道。而南京差來馬快等船亦皆已到，官民船戶不下數萬人，逐日號叫於兵部門首，索取工食。若早一日，則人情早安一日，而於福王之令德亦早著一日。何必多留此一年半載，以招中外之疑議乎！” 葉向高語重心長，已經把話講得很透徹了，福王之國一再拖延，對於國家社會，對於宮廷皇室，對於福王本人，有百害而無一利。可皇帝依然不理不睬，皇帝遷就鄭貴妃和福王，一再尋找種種藉口，設定障礙，拖延時間。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養贍地”的數量上討價還價。福王向萬曆皇帝奏請“養贍地”四萬頃，也就是說，必須有四萬頃“養贍地”，他才肯去洛陽。 皇帝本人也是這個意思，他對福王奏疏的批示，不但不檢討福王奏請過多，反而責備地方官辦事不力，耽誤了福王之國日期：“覽王所奏，比例請給養贍地土，前已屢有明旨，著照景（王）、潞（王）二府事例撥給。今經已久，該地方官尚爾不遵，推諉支調，稽誤大典。” 為此，他振振有詞地責令戶部：“爾部裡還行文與河南、山東撫按等官，即於各地方細查各府所遺及應撥地土，務足四萬頃之數，不得將荒蕪搪塞，著歸今府自行管業，以資養贍。” 為了擺脫僵局，當時的戶科給事中官應震（字東鮮，號暘谷，湖廣黃岡人）建議，鑑於福王莊田四萬頃的數目難以湊足，希望皇上先宣佈明春之國日期，再漸次清查確定莊田數額。另一名言官建議，不如從皇上的內帑積蓄中撥出一筆賞賜，使得福王不必費心經營莊田。皇帝一概置之不理。 河南巡撫李思孝考慮到福王封地洛陽在河南境內，他有直接責任，因此向皇帝指出，要湊足四萬頃土地極其困難，如果一定要辦到，那麼福王之國日期勢必拖延。京官員以及河南、湖廣官員的一致反對，皇帝無奈，稍作讓步，同意減去一萬頃，必須保證三萬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