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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要求我們去。大連各方面上的工作都很好。就是在文化方面，大連是日本人統治四十幾年的地方，文化上受那種靡靡之音的影響。後來日本人倒了，他們認為共產黨只是軍事好、政治好，不相信共產黨有文化，這樣就要求文工團過去。大連市委書記韓光書記說你們除了演《黃河大合唱》，你們再演個《日出》。因為他們看不起我們說我們是土包子。可我們這些像王大化、沙蒙，本來就是“洋包子”。
讓我演陳白露，我當然也有一些顧慮，我也沒有跟這樣的人接觸過我怎麼能演好。但是延安李麗蓮同志演過這個戲，她舊社會是個歌星，本人就很有那個味道，會應付各種人的那種派頭。雖然她也參加革命了，但在她身上還能看出很多，而她演的陳白露，是她自己在上海生活裡所體驗所看到的，她演陳白露是很成功的。那麼我就跟她學，一個是學她那樣，一個是我曾跟她住一個屋子，她在上海的十里洋場裡混過，她是一個歌星，她見過的人很多，也跟流氓打過交道，她心是好的，她懂得那一些。所以她在劇團裡排戲和平常跟我說話的時候有很多的動作，我印象是很深的。所以這是我演陳白露的一點可憐的生活基礎，好在她也演出一個樣子來了，我不僅是模仿了她的外在，同時我從她身上也還能找到她在上海十里洋場應付那些人的姿態吧。
當然我是不會比李麗蓮演得更好，但是我們那個戲當時在大連很轟動。一個《黃河大合唱》他們哪兒聽過呀，《黃河大合唱》從頭到尾，獨唱、女聲、男聲、對口唱、集體合唱，所以整個是把他們震動了，震動了以後我們才演《血淚仇》和抗日戰爭的這些個戲。就這樣一下子把大連的文化活動掀起來了。韓光同志是當時的書記，他一直到現在還老說“你們立了功了，你們立了功”的，實際上我們後來還捱了批了，因為東北局叫我們回去，他把我們那調令扣了，三次電報催我們回去我們都不知道，最後一次他才告訴我們。東北局還以為我們留戀大城市生活，實際是韓光把我們扣下了。但是人家不信，那時的交通也不方便，我們11月份才回到哈爾濱。
所以說革命文藝在這種關鍵時刻，對鞏固政權、影響群眾、團結群眾還是很起作用的。我們這個團體以後開展歌詠訓練班，戲劇講座，一方面是講技藝上的，一方面是灌輸革命的文藝思想，所以說在大連時還是很有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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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對我說：你去演一個戲吧（1）
到1946年的冬天我們回到“北滿”，我的愛人田方過去是電影演員，他去接管“滿影”。由於他的關係，我也就到了電影廠，這個時候才開始電影工作。但那個時候還不能拍故事片，東北都是在偽滿的統治下，大家不知道有新中國。這個時候你要從政治思想上從最基本的，誰領導中國抗戰的，共產黨是幹什麼的，這些最起碼的知識開始。我們就在電影廠當指導員，一共是辦了四期訓練班，我是第一和第四期的指導員，就養成叫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的習慣，是領導說這回應該去演戲了，你去演一個戲吧。這時我演了一個《白衣戰士》，我當時還在訓練班當指導員呢，就讓我去演莊隊長。就開始演電影了。就這麼簡單地說吧。
從東北演了那個以後，因為我的愛人田方又要進關接管北京國民黨的“中電三廠”。我演完了《白衣戰士》，在1950年的3月就到了北京電影製片廠。北影當時主要拍新聞片，在東北也是拍《民主東北》，然後才是《留下他打老蔣》、《橋》、《趙一曼》、《白衣戰士》、《八女投江》。北京也是先拍紀錄片，因為南方還沒全解放，1950年時還在打仗呢。我這時給一個紀錄影片當副導演，叫《煙花女兒翻身記》，就是咱們把那些八大胡同的妓女解放了，組織起來學習。給她們拍一個紀錄片，十一二歲的小孩都是妓女的後備軍，那些女孩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