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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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善握要領，漸漸博得了老師的喜歡。
第三年，他對於學與術，均很努力。術科方面他對基本操作，很下功夫，動作姿態，較為標準，經常被選作出隊示範，漸漸在同學中也樹立了好的形象。以後便當上學生班長，頗得同學的信任。
三年學習，閻錫山各門功課均獲得了好的成績，其中國文分數名列前茅，操典也獲得了最優的平均高分。於是很受當時武備學堂的主持人李廷颺（山西渾源人，進士出身）的器重。李廷颺欣然贈字“伯川”，意在配錫山的“山”，而百川匯海，義取高深廣大。這也就是閻錫山字伯川的來歷。
另外，三年期間，閻錫山的政治思想也有所發展。當時，康有為主持的戊戌維新運動雖然失敗已有四五個年頭，但其影響仍在一般青年學生中流傳不息。公車上書、六君子就義等等，仍是學生們經常議論的話題。儘管上海等地鼓吹反清革命的書刊已在流傳，而風氣閉塞的山西，就是在知識分子薈萃的學堂裡，人們的口頭禪仍是“君主立憲”、“變法維新”之類已經過了時的口號。然而，即便這些口號，對閻錫山來說，也是前此未接觸過的東西，因而頗具吸引力。從以後的一些言論中，不難看出，他在政治上曾一度仰慕維新派的主張，比如他多次談到清政府，“當維新而不維新”以致“喪失帝業”。這說明他當時在思想上是主張維新變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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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習武 公派留學日本
閻錫山在武備學堂學習的三年，正是清政府為挽救自己的統治實行所謂“新政”的頭三年。學習三年屆滿，又正是清政府增加公派留日學生學習軍事的起始年。從這時起清廷每年派百人左右到日本學習軍事。為了響應這一“新政”舉措，山西巡撫決定在山西武備學堂選拔20名學生赴日學習軍事，其中3名由清朝政府資給公費。選拔工作當然只能以在校成績為依據。經過甄選，入選名單中有閻錫山，而且閻錫山、姚以價、張維清三人為清政府公派的公費留學生。
武備學堂赴日20名學生分別是：閻錫山、張瑜（五臺縣人）、黃國樑（陝西洋縣人）、溫壽泉（洪洞縣人）、喬煦（陽曲縣人）、金鳳巢（山東人）、顧祥麟（江蘇人）、焦滇（忻州人）、張維清（陽曲縣人）、張呈祥（趙城縣人）、王寶善（陽曲縣人）、武滋榮（汾陽縣人）、焦純禮（忻州人）、郭建康、田國琛、李大魁（洪洞縣人）、李偉旃、馬開崧（浙江人）、姚以價（河津縣人）、榮炳（陽曲縣人）、王芝芬。
得悉兒子要負笈東瀛了，閻書堂好生歡喜，而更興奮的是閻錫山的祖父閻青雲，他翻箱倒櫃找出五臺人清代大學問家徐繼畬所著的《瀛寰志略》，要愛孫瀏覽掌握，要求他通曉世界大勢，明瞭時代潮流。
回過家鄉，告別鄰里，再返省城，準備出發之前，山西省巡撫衙門包括巡撫張曾揚、布政司、提法司、提學使和一名道臺所謂五大憲（撫臺、藩臺、臬臺、學臺、道臺）一概到場，召見這20名赴日留學生，並向他們諄諄訓誡，滿堂灌輸一些效清忠君的話，大意是：“朝廷資送你們留學日本，你們就應該專心學習，以圖報效。千萬不可接近大逆不道的革命黨人，聽信邪說，誤入歧途！” 並對革命領袖孫中山大肆詆譭。
可是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閻錫山到了日本以後，很快就走上了與五大憲訓示相反的道路。
閻錫山一行由候補知事吳春康充任監督帶領，從太原起身，途經石家莊、北京、天津，坐過正太、平漢、北寧三條鐵路線的火車，在天津登上日本輪船，負笈遠遊。沿途所見所聞，使他感慨萬千，他不時點頭感嘆：
人家船上的員工做甚務甚，謙虛和藹，人少事理，與我們中國人的做甚不務甚，驕橫傲慢，人多事廢，顯然是一個進步與落後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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