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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進的珂羅版精印出版發行。可能郭氏覺得如此操作有失君子之風，心生一計，在書的序文中以彌補的意味極盡討好地吹捧道：&ldo;大抵卜辭研究自羅王而外以董氏所獲為多。董氏之貢獻在與李濟之博士同開出殷墟發掘之新紀元。&rdo;遂復在&ldo;後記&rdo;中繼續鼓吹道：&ldo;承董氏彥堂以所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覆誦讀數遍，既感紉其高誼，復驚佩其卓識。如是有系統之綜合研究，實自甲骨文出土以來所未有。……如此快事，幾令人直欲拍案叫絕。&rdo;
在一陣狂風暴雨般的大肆吹捧之後，郭沫若似預感到自己的做法肯定會得罪對方，因而在序文的最後一句急轉直下，頗有些悲壯與滿不在乎地寫道&ldo;知我罪我，付之悠悠&rdo;。[23]意思是，反正我的書已寫就出版了，你們這些傻裡傻氣一根筋的書呆子，愛咋辦咋辦吧，我是頗不在乎的。
果然，此書由日本傳往中國再傳到史語所，傅斯年一看，僅史語所考古組發掘的&ldo;新獲卜辭&rdo;墨拓就用了22片，立即火起，盛怒之下，暴跳如雷，大罵不止，直呼&ldo;&tis;&tis;&tis;，他憑什麼&rdo;，並要訴諸法律云云。被徐志摩稱為&ldo;剛直木訥&rdo;的李濟面對此情，尷尬萬分，不知如何是好，儘管最後沒有同意傅斯年訴諸法律的要求，但預設了傅氏提出的&ldo;三令五申,繩為家法,嚴禁資料早洩&rdo;的鐵律。這一&ldo;鐵律&rdo;頗有點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意味，後來遭到了許多圈外學者的詬病和攻擊，但就傅斯年與史語所而言，也著實有情可原。試想倘不如此，若再出個像郭沫若這樣將發掘單位未正式發表的資料公佈於世的情況，這個世界不知要亂成什麼樣子。臺灣人李敖所說的胡厚宣，在史語所自昆明龍頭村即將遷往李莊的前夜，私自出走齊魯大學，傅斯年在勃然大怒之後，向齊大領導者所發出&ldo;今後若在貴校任何刊物內，載有本所未經發表之任何材料，自應由貴校負責，本所當採取適當辦法辦理&rdo;的討伐檄文，一併發函對胡厚宣給予敲山震虎的教訓，的確是與郭沫若這件事有直接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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