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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領導辦理洋務運動，是順應歷史潮流之舉，對中國社會發展貢獻不小；但他在辦理外交事務中，雖有抵制侵權和抗爭的一面，卻總是妥協退讓，以在不平等條約上簽字而告終。這是不是如梁啟超所說的&ldo;李鴻章坐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rdo;的緣故？下面略加論說。
本書各章都體現了：洋務運動的目的是求強求富，並以求富做到真正的強。與洋務運動相始終的李鴻章對此尤為明確。他緊緊地抓住兩條：一是經濟上近代化以求富；二是海陸軍近代化以求強。也就是變貧弱為富強。確實可以說&ldo;坐知有洋務&rdo;。富強是為了拯救清王朝專制統治，進而改變被列強奴役的地位，這一點洋務官僚們其中包括李鴻章也不含糊。似乎不可說&ldo;不知有國務&rdo;。問題在於李鴻章只知有清王朝之國，置中華民族之國於無足輕重的地位。清朝這部國家機器是建立在廣大的中國的土地上，這塊土地聚居著幾億各族人民。處於半殖民地地位的清朝之國與中華民族是統一的，但有時也不統一。清朝統治者為了維護其統治利益而抵禦外侮，當抵抗失利危及其統治，就會犧牲民族利益割地賠款而結束；而廣大人民群眾有時與清軍並肩&ldo;外禦其侮&rdo;，有時為了國家民族利益起而反對清朝之國。李鴻章是公認鞠躬盡瘁地忠於清國的忠臣，唯其忠於清，所以積極辦洋務以期臻於富強。但他的一切活動和他所擁有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均是以維護清朝為準繩。他唯恐這些實力只能平內患不足以御外侮，所以他總的傾向是&ldo;和為貴&rdo;。他所謂&ldo;萬不得已而一應之&rdo;，就是這種傾向的寫照。由於這種傾向佔主導地位，所以即使在不得已而抗戰時，也儘可能早日和平解決，不惜接受苛刻條款損害民族利權以保清。而且，李鴻章在洋務活動中所積累起來的軍事、經濟實力，未能成為外交活動的後盾，卻成為有效的妥協求和資本，帝國主義者認為只有和李鴻章談判，使之在不平等條約上簽字最有效，清王朝才不會變卦；清廷也認為李鴻章出場談判，列強才可能&ldo;俯就羈縻&rdo;。李鴻章成為中外反動派共同&ldo;青睞&rdo;的大紅人，這卻是李氏一生的大悲劇。
據上所述，李鴻章究竟是愛國還是賣國？或如有人所說的、新出現的&ldo;還有&l;誤國&r;這樣一個中間狀態&rdo;的論點。其實&ldo;誤國&rdo;一詞，早在90年前的1901年，梁啟超在其《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一名李鴻章）》中說到李氏簽訂中日《馬關條約》和《中俄密約》時就是這樣講的，並不新鮮。在我看來，&ldo;愛國&rdo;、&ldo;賣國&rdo;和&ldo;誤國&rdo;，都可戴到李鴻章頭上。他確實愛清朝之國。前文已講過，愛清國有時也是愛中國，有時不一定就是愛中國。為了愛清而辦近代工商業，而籌建訓練新式海陸軍，並曾簽訂過較為平等的條約，這與愛中國是一致的；為了愛清而簽訂出賣中國民族的權利，這與&ldo;愛中國&rdo;是違背的，不必因其&ldo;並非甘心賣國&rdo;&ldo;有其不得已的苦衷&rdo;等理由而不忍加&ldo;賣國&rdo;一詞，而採用梁任公的&ldo;誤國&rdo;。實際上根據簽訂那些屈辱條約的事實，&ldo;誤國&rdo;也不能不帶有&ldo;賣國&rdo;的含義。歷史科學是人類社會客觀發展規律的一門學問，以事實為準，不以某些人所謂&ldo;良好&rdo;願望為根據。
五、洋務運動與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的關係
五、洋務運動與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的關係
向之論者，往往這樣說，中法戰爭是洋務運動初步破產，甲午中日戰爭是洋務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