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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傳統觀念，沒有屍體則不能證明被害人已經死亡，這樣的案例一般只能按失蹤處理。 陪審團候選人要回答的問題包括，他們是否認識任何一位被告、律師或可能出庭的證人；在此之前他們透過電視報紙等媒體對本案的瞭解，是否會影響他們能否僅僅根據法庭提供的證據作出裁決；是否有語言或理解上的障礙，等等。 經過兩個星期的篩選評定，組成了八女四男共12人的陪審團，其中有：公立學校助理廚師、電話公司技術員、圖書管理員、股票經紀人、民政部工作人員、教師、律師事務所秘書、建築工人、推銷員、兩名郵遞員，和一位有經濟學學位的婦女。按照慣例，第一位入選陪審團的成員為陪審長。此外還有六名候補陪審員。 2000年2月14日，對嫻泰·凱梅斯和肯尼·凱梅斯的審判正式開庭。首席公訴人康妮·佛南達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開始了她長達3小時的發言。 “現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是兩名被貪婪和狂妄泯滅了良知和人性的罪犯。從加利福尼亞到拉斯維加斯，從佛羅里達到紐約，警方循著他們邪惡的蹤跡一直追到蘇爾曼大廈，在那裡，他們殺害了伊琳·蘇爾曼。等你們看到和聽到我們即將呈交給法庭的證據和證詞，你們將會得出唯一而簡單的結論：伊琳·蘇爾曼已經不在人世，是這兩名被告殺害了她，因為她成了他們的絆腳石，他們非得把她除掉不可。而且只要人們找不到她的屍體，他們就有足夠的時間掠奪盜竊她的財產——那座價值數百萬的蘇爾曼大廈。” 康妮接下去告訴陪審團，早在殺人藏屍之前很久，嫻泰和肯尼就已開始精心策劃如何把蘇爾曼大廈據為己有。康妮提到嫻泰用過的20多個別名和化名，她打給產權鑑定公司查詢蘇爾曼大廈有關資料的電話，以及喬裝成蘇爾曼夫人以騙取公證員在一張偽造的契約上蓋章，那張契約將蘇爾曼大廈轉讓給嫻泰控制下的一家海外公司。康妮還提到，嫻泰、肯尼如何利用蘇爾曼大廈的月租收據練習偽造伊琳的簽名，並試圖用謊言從一位蘇爾曼大廈的工作人員凡列莉·麥勒奧那裡獲取伊琳·蘇爾曼的社會安全號碼。康妮指出，根據嫻泰的筆記，二位凱梅斯已經知道了蘇爾曼夫人準備將他們趕走。康妮說，伊琳·蘇爾曼是一位善於察言觀色，曾在商場上摸爬滾打數十載的精明的女商人，她能夠準確地判斷她周圍的人和事。當她得知肯尼在蘇爾曼大廈裡四處檢視，發現肯尼在經過保安攝像探頭時總是把頭扭開或以手掩面，她就對他產生了懷疑。康妮提醒陪審團成員不要忘了，當肯尼被捕時，警方從他身上搜出了兩大串蘇爾曼夫人的鑰匙。 “伊琳·蘇爾曼絕對不可能把蘇爾曼大廈的鑰匙交給一個外人，特別是一個她認為可疑的人。肯尼要得到這些鑰匙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從蘇爾曼夫人身上強行奪取。” 康妮還提醒大家一個事實，在過去的15年裡，伊琳·蘇爾曼從未在蘇爾曼大廈外度過一夜。當康妮列舉出十幾位將要出庭的證人時，肯尼的臉色變白了，總是不停地在紙上寫著什麼的嫻泰也停下了筆，而且神色凝重。 被告方代表嫻泰的麥可·哈迪首先致開場白。他強調：“沒有任何證據支援謀殺的假說……公訴方有很多的推斷和猜測，但他們找不到一個證人來證明那些強加在嫻泰母子頭上的罪名。沒有屍體就是沒有屍體。”麥可說，無力破案的警方把嫻泰和肯尼抓來當替罪羊，因為“他們是外地人”。“這場審判就如同古代條頓族實施的‘神裁法’，把嫌疑者的手放進沸騰的油鍋裡由神裁決，如果那雙手仍然完好無損則定為無罪。” 代表肯尼的邁爾·沙其接著說，這樁案子就好比是築室於沙上，因為沒有牢固的基礎——屍體，房子再漂亮最後也還是會被推倒的。 兩位被告律師唯一沒有提到的就是那些證據：化名、手槍、電子槍、假髮、裝在伊琳·蘇爾曼電話上的竊聽器、偽造的契約、伊琳已故丈夫沙繆爾·蘇爾曼的護照、伊琳·蘇爾曼的護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