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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到他和鍾彬兩人在一起，便成為送終兵團時，他有點氣憤，他說：&ldo;我是1948年8月在湖北沙市組成十四兵團的。歸我統率的有六個軍和一些地方部隊，總數是14萬多人。我原來是華中剿總副總司令兼十四兵團司令。蔣介石知道我和華中剿總總司令白崇禧鬧矛盾，並希望我能利用川湘鄂邊區有利地形，保住西南四省，所以成立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調任我當主任，我也希望能&l;得地利，挽天時，講人和&r;以挽救失敗殘局。我擔任綏靖主任後，又把兩個軍組成一個第二十兵團，由第二軍軍長陳克非為兵團司令，同時保舉曾任二十六軍軍長及第四編練司令的鐘彬為十四兵團司令，實際上我是指揮兩個兵團。說這兩個兵團是給國民黨在大陸的送終兵團，真有點冤枉！
&ldo;到現在我還記得，1949年11月間，蔣老先生派蔣經國拿著他的親筆信，到川湘邊境的彭水西邊武隆縣江口鎮和我會晤時，我向他分析了在川東戰場上失敗的四個重要原因，主要是共軍實力雄厚，鬥志旺盛；我指揮的六個軍，大多殘破或新編，戰力脆弱，指揮官缺乏信心；鄂西山地糧食少，官兵常吃不飽；加上天氣寒冷，大多數士兵無棉衣，吃不飽再加穿不暖，又遇到這種地形，怎麼打仗？當時蔣經國先生除同意我的意見外，還說這次與共軍作戰失敗的根本原因，是20年來國民黨沒有搞好政治，也沒有領導好軍隊，只有徹底改造，才能產生偉大的新生力量。當然這不是短時期能辦得到的，我是希望知道當前打算怎麼辦？他說：&l;正在把胡宗南的第一軍調來，希望撐持一個時期。&r;我表示：&l;我只有一句話，盡人事，以聽天命而已！&r;那次，他自己來和帶老先生的親筆信來，不但沒有使我們產生新的希望，而是使我們感到失望。但最後我們還是拼死抵抗，正如鍾彬所說：&l;現在還有什麼辦法？我們決不會投降，只有打光算了！&r;就是這樣，我們邊打邊逃，明知是死路一條，也還是朝死路走去。
&ldo;有天解放軍追我們追得很急，快到大渡河邊時，跟隨我的警衛中有一個士兵，忽然自言自語地念著：&l;七十二戰，戰無不利，忽聞楚歌，一敗塗地！&r;他這一念不打緊，我聽了卻打了一個冷顫，立即感到這真是一個不祥之兆。雖不是故意指我，但卻與我的處境完全相似，不能不使我想到當年楚霸王自刎於烏江和石達開在大渡河的被擒了。&rdo;這位一向自負的名將，談到這裡時，還感到羞容滿面，大家只好勸他不要再談下去了。
宋希濂在國民黨高階將領中是一個文武雙全的人，而且生性耿直，愛打抱不平，湖南騾子脾氣很重。他無事時，便背誦唐宋詩詞，一口氣能背出上百首，像《長恨歌》與《琵琶行》等長詩，他都記得很清楚。我曾注意到他每次背誦花蕊夫人的&ldo;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rdo;的時候，眼眶往往紅潤欲淚，因為他也是統率過14萬人，被俘地點也在四川，這怎能不使他感愧交集呢！
王耀武謹言慎行
龐鏡塘循規蹈矩
我剛從重慶戰犯管理所移送到北京戰犯管理所時，編在第二組。學習組長是第六十六軍軍長宋瑞珂，生活組長是第十軍軍長覃道善，同組的有十二兵團司令黃維、第二綏靖區司令官兼山東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第七十三軍軍長韓浚、第七十九軍軍長方靖等十來個人。我只認識王耀武。&ldo;八&iddot;一三&rdo;上海抗日戰爭時期，他任師長，率部在上海附近的羅店前線抗拒日軍。我那時是軍事委員會派往羅店、瀏河前線隨軍情報組組長，經常帶著組員到前線各駐點調查、瞭解情況，每天向上海和南京發報兩三次。王耀武的師部駐在前線一個小村內，他與戴笠一向很好，知道我們在前線的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