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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文臣統兵，以文制武。太祖雖用文臣知州，但邊境州郡一般仍用武將。太宗以為武臣不知政事，開始兼用文臣。他讓進士出身的柳開出知寧邊軍（治今河北蠡縣），並歷長邊州；同時把一批文臣調到軍中任職，以致宋人後來把文臣領兵管轄邊郡稱為&ldo;至道故事&rdo;。淳化五年，又名文臣、參知政事趙昌言為川陝招安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其後文臣出任安撫使、經略安撫使或兼任駐泊一方的馬步軍都總管督帥武將漸成慣例。宿將曹翰曾在太宗面前賦詩道：&ldo;曾因國難披金甲，恥為家貧賣寶刀&rdo;，家貧賣刀只是說說而已，卻表達了武將對權力地位日漸下降的滿腹牢騷。
其三，官職差遣，成為制度。太宗先後設立了差遣院、三班院等專門任命差遣的機構，標誌著宋初以來官、職、差遣分離現象漸成制度。宋代的&ldo;官&rdo;只表示官位和俸祿的高低，也稱寄祿官；&ldo;差遣&rdo;才是實職，也稱職事官，往往帶有知、直、判、權、提點、提舉等前置動詞；&ldo;職&rdo;指館職和貼職，館職即館閣之職，貼職指職事官不任館閣實務而監領館閣之職，只是一種榮譽性的名銜，完全用來禮遇文官的。舉一個例子來說，《宋史》本傳說包拯以龍圖閣直學士，召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這裡的龍圖閣直學士是貼職，權知開封府才是差遣，右司郎中是寄祿官，指可以享受這一級別的俸祿。官職差遣分離制度的推行，其積極作用是使整個文官系統更加靈活適用，負面影響則是冗官問題的日漸嚴重。
其四，詞臣宰執，重用文官。詞臣指為皇帝起草內製的翰林學士和起草外製的加知制誥，太宗簡選時尤其注意德行與文學並重。當時有一種說法：朝廷任命一制誥，好比一佛出世。而太宗則表示，翰林學士之職親近貴重，他恨不得自己來幹。太宗一朝執政中，有七人是從翰林學士升任的，詞臣成為最優先考慮的宰執人選。再看太宗朝宰執的構成，宰相九人，全部是文官，有出身者六人；正副樞密使三十五人，文官出身的有二十一人，佔百分之六十；參知政事十八人，全部是文官。一個以科舉出身計程車大夫為主體的文官政府，正是在太宗朝正式形成的。
最後說說文化工程。沒有文化大工程的襯託，太平盛世總顯得氣象不足。明代永樂和乾隆修大典與全書那樣的用心，宋太宗早著先鞭了。太宗朝文化大工程主要有三項。
其一，搜訪圖書，組織校勘。太平興國九年，太宗命令三館將現存藏書與唐代《開元四部書目》進行核對，將闕目公佈中外，凡獻書三百卷以上者，酌情授官或另行安排。至道元年（995年），太宗又專程派人前往江南、兩浙購求圖書。這類詔書與措施，在太宗一朝並不少見。在訪尋圖書的同時，太宗還組織學者校勘典籍。太宗朝官方組織校勘的典籍主要是歷代重要的正史、字書和醫書。官方組織傳世典籍的校勘，成為宋代的一種傳統，對文化的傳承是有好處的。
其二，健全館閣，養育人才。宋太祖時以昭文館、史館和集賢院為三館，用來典藏圖書。太宗即位次年視察三館，見屋社低小，環境喧雜，便下令營建新三館，並親自規劃，建成後棟宇花木，宏偉壯麗，賜總名為崇文院。其後又在在崇文院裡新建立秘閣，用來收藏三館的珍本圖書和大內的古畫墨跡。太宗還讓文士擔任三館和秘閣中自校理到學士的各級職位。館閣之職選人較嚴，成為文士升遷中樞要職的捷徑，宋代文官也以帶館職為榮，因而館職實際上是養育中央人才的儲備庫。
其三，編修大書，昭示太平。清人把《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和《冊府元龜》並稱為宋朝四大書，前三部都是太宗朝修成的。《太平御覽》是一部綜合性的類書，完工在即時，太宗每天&ldo;御覽&rdo;三卷，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