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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故賈府在“長安”都中，而甄府始終在江南。）關於《紅樓夢》作者，他認為後四十回是高鄂補的，曹雪芹寫的只有前八十回。
其實胡適作《紅樓夢考證》，其主要的目的還不是真正為考證《紅樓夢》的作者和本子問題。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和杜威實驗主義哲學的忠實門徒，他寫這部書的主要目的是要教人以做學問的方法。他說：“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的考證，只能在這兩個問題上著手；只能運用我們力所能蒐集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後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這是考證學的方法。我在這篇文章裡，處處想撇開一切先人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嚮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
在紅學史上，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的出版，是新、舊“紅學”的分水嶺。索隱派被稱做“舊紅學”，以胡適為代表的一派“考證”被稱為“新紅學”。“新紅學”之所以新，最主要的是他們引進了科學的方法，靠證據和材料說話，避免了舊紅學家的主觀和臆想。《紅樓夢考證》一出，索隱派的影響日漸式微，考證派則佔據了統治地位。胡適之外，有俞平伯、周汝昌等，繼承、修補和完善胡氏之思想，做了大量工作。其主要著作有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紅樓夢研究》等。
那麼，胡適關於《紅樓夢》說的是曹家的事、《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的結論就是無懈可擊嗎？在胡適的“自敘傳”說確立以後，當時受批駁的蔡元培在他的《石頭記索隱》第六版序言裡就寫到：“胡先生因賈政為員外郎，適與員外郎曹（兆＋頁）相應，遂謂賈政即影曹（兆＋頁）。然《石頭記》第三十七回有賈政任學差之說，第七十一回有‘賈政回京覆命，因是學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兆＋頁）故未曾放學差也。且便賈府果為曹家影子，而此書又為雪芹寫其家庭之狀況，則措詞當有分寸。今觀第十七回焦大之謾罵，第六十六回柳相蓮道：‘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罷了’，似太不留餘地”。蔡元培的此處質疑不無道理。不僅蔡元培此處質疑道出了胡適“自敘傳”的弊端，而且可以說明胡適在某些考證成功之外，其研究未免有些倒退。比如說最早的評點派之一的護花主人早就指出了《紅樓夢》有許多不切實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護花主人指出的“第二回冷子興口述賈赦有二子，次子賈璉，其長子何名，是否早故”，和林如海病重、林黛玉回家探喪並第二次進賈府的日期不符。如果《紅樓夢》真是胡適說的“自敘傳”，那曹雪芹連其叔伯兄長賈璉是老大還是老二，林黛玉回南葬父並再回賈府是在第一年還是第二年也弄不清楚嗎？
我們不妨再來摘取幾條事例。
一、胡適認為賈政即曹（兆＋頁），其道理之一是二人都為“員外郎”；那麼，曹雪芹的祖上並沒有封過“寧”“榮”二公，而《紅樓夢》中的賈寶玉祖上受封為“寧”“榮”二公又有何史實為據呢？
二、曹雪芹之姑、曹寅之女雖為王妃，但並非皇妃；還有《紅樓夢》中的貴妃乃是賈寶玉之姐，兩處輩份*。如果真為“自敘”曹雪芹豈有把自己的姑姑寫成姐姐之理？
三、在“庚辰本”第九回“鬧學堂”一回裡，有“原來這一個名喚賈薔，亦系寧府中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跟著賈珍過活”和“這賈菌亦系榮國府近派的重孫，其母亦少寡，獨守著賈菌”這麼兩處文字。賈薔和賈菌皆屬草字輩，然而一個在賈府裡身居“玄孫”，一個在賈府裡身居“重孫”。若果《紅樓夢》真是“自敘”，曹雪芹難道連自己的侄兒是那個輩份也分不清楚嗎？
四、第三回“林黛玉拋父進京都”中有這麼幾處文字：“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自幼奶孃王嬤嬤，一個是十歲的小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