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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我和一位導演朋友還合作拍了一部描寫我父親一生的電影。《一個凡人的自白》一片即將上映前，我接到通知，其中一段內容因涉及史達林的罪行需要刪除。我表示不能同意。然而我出國期間，影片中的這部分內容還是被砍掉了。對這種隱瞞歷史（由此類推，也是隱瞞現實）的荒唐行徑，我忍無可忍。同大多數東德人相比，我還算是幸運的，因為我可以見到總書記。我找到昂納克，向他反映了這一情況以及聽到的其他一些作家的類似遭遇。他們的作品曾因涉及政治上敏感的問題被武斷地刪來改去，對此他們毫無辦法。和以往一樣，昂納克待我十分客氣，甚至表示，事先不告訴我和其他作家就刪改作品是粗暴的做法。隨後他承認，刪掉電影中揭露史達林暴行的那部分內容是他個人的決定，並不肯做任何實質性的讓步。我抱怨說，不提史達林的罪行就無法描寫30年代蘇聯的那段歷史。昂納克回答說：&ldo;你難道沒看出來？如今蘇聯那邊，歷史一天一個樣。這都是讓開放政策攪的。&rdo;

我不肯就此罷休：

&ldo;過去幾十年裡，我們一直宣傳蘇聯做的一切都是對的。現在突然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怎麼跟人民交待？戈巴契夫在東德人民心目中威望很高。說他的做法是錯誤的難以服人。受他的開放思想的影響，東德人民聯想到本國的輿論政策，希望享有更大的言論和出版自由。這個問題是不會自行消失的。&rdo;

昂納克揚起下巴，倔強地說：&ldo;我永遠不會允許東德境內發生蘇聯正在發生的事。&rdo;我問他是否瞭解示威抗議的隊伍正在日益膨脹。他們得到了東柏林和萊比錫路德教會的支援。幾個月後，這批人成了東德不流血革命的中間力量。

&ldo;這些人都是想入非非的傻瓜。對付他們並不難。&rdo;昂納克說。

1989年3月，在東德社會動盪日益加劇的背景下，我的第一部作品《三個人》與讀者見面了。此前，東德政府剛剛查禁了一期蘇聯《人造衛星》雜誌。這一期上登有新近發表的揭露史達林罪行的研究成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與蘇聯之間的分歧於是公開化了。如今東柏林反過來倒對蘇聯實行新聞檢查。

我決定利用這本書在東西德同時出版的機會公開站出來支援改革，反對病入膏盲的現政權。我表示不贊成查禁最近一期的《人造衛星》雜誌。當西德的一位電視臺記者問我對戈巴契夫怎麼看時，我回答說：&ldo;我為蘇聯有他這樣的領導人感到高興。&rdo;

第二天，我聽說我成了政治局成員在每週一次的碰頭會上討論的話題之一。米爾克打電話通知我，政治局認為我的表態是對黨的領導人的攻擊，並決定我不得在即將舉辦的萊比錫書展上就《三個人》一書接受新的採訪。借用美國政治中一種粗俗卻入木三分的說法，我在帳篷裡往外尿了一輩子後，現在開始體會到人在帳篷外往裡尿尿的滋味。我沒有去正面頂撞政治局的決定，而是繼續在全國各地巡迴推銷我的書。此時正值國內危機日益加深。人民對5月份選舉中統一社會黨靠操縱選舉程式得以繼續執政越來越反感。

當年夏天，東德人透過匈牙利新開放的邊界潮水般地湧入西德。我和其他幾位深諸國家安全部的有頭腦的同事一樣，十分擔心會爆發流血事件。醞釀了幾十年的積怨已接近沸點。我找到昂納克的當然接班人、身材結實然而缺乏想像力的克倫茨，表達了自己的憂慮。如果動用已呈如驚弓之鳥的國內安全部隊對付示威者，流血事件恐怕在所難免。這些部隊只從手冊上見過這種場面，根本沒有對付它的經驗。我遞給他一份備忘錄，裡面解釋了下一步應採取的步驟。克倫茨一副愁眉不展的樣子。&rdo;&ldo;這個我懂，米沙，&rdo;他說，&ldo;政治局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