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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這麼重大的訊息他一點沒聽到，我們又是怎麼知道的呢？我讓他保證絕對保密後解釋說，我們是透過一臺特殊微型收發報機得知衛星上天的訊息的。收發報機小到可以裝進口袋裡，功率卻大到可以接收發自東柏林的訊號。我給這一根本不存在的收發報機起名為&ldo;戈戈風&rdo;，並告訴輕信的翁貝託，這臺收發報機存在本身乃屬於最高國家機密。世界上僅有這一臺，目前仍處在測試階段。翁貝託指天發誓，決不告訴任何人。

他只保了一天的密。第二天晚上，在古巴內政部長舉行的宴會上，所有人都向我們打聽有關東德的最新訊息。我回答說，在古巴難得聽到國內的訊息。在座的人意味深長地沉默了片刻後，皮內羅脫口問：&ldo;不是有戈戈風嗎？&rdo;我不得不告訴在座的人，這是跟翁貝託開的一個玩笑。此後，可憐的翁貝託落了個戈戈風的外號。

天長日久，我與皮內羅的交情越來越深。早期頗為稚嫩的古巴外國諜報機構迅速成長壯大起來。憑著我與古巴上層領導人的老關係，有時可以把我們的人藏在古巴。作為報答，我為皮內羅採購他所需要的竊聽、解碼和特殊攝影器材。1973年智利阿連德總統遇害後，皮諾切特將軍瘋狂捕殺左派人士。我們協助智利朋友逃到古巴。昂納克的女兒嫁給了一個智利人，因此東德挺身而出，幫助智利的反對派人士。昂納克喜歡看到東德向處境困難的人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當時智利和其他拉美國家一片白色恐怖。軍人極右政權大肆迫害左翼人士。向這些國家受到迫害的人士伸出救援之手得到了東德青年人的支援。可以毫不誇大地說，70年代東德援助拉美國家的舉動使它贏得了人心。

皮內羅還向我講述了切&iddot;格瓦拉離開古巴前他倆最後幾次交談的情況。切&iddot;格瓦拉對蘇聯決定從古巴撤出核飛彈以結束危機的行為失望至極。&ldo;切以為他可以在其他國家重演古巴的勝利，從而為我們減輕壓力，&rdo;皮內羅說，&ldo;可古巴的情況十分特殊，不同於其他國家。他走之前我們大家就看到了這一點。&rdo;1967年格瓦拉在玻利維亞遇害時，還有一位年輕的東德姑娘塔瑪拉與他同時罹難。塔瑪拉的父母從德國移居到阿根廷時，她還是個孩子。一次她作為翻譯陪同一個東德青年代表團訪問古巴，之後未經允許留在古巴，愛上了格瓦拉，並與他一道踏上了最後的征途。這段愛情加革命的故事使她成為東德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塔瑪拉死後，我的副手提醒我，我們第一次訪問哈瓦那時曾見過她一面。在古巴內政部入口處，他曾停下來與一位身穿軍裝的秀美姑娘交談了幾句。她就是塔瑪拉。此後不久她即和切&iddot;格瓦拉一起出走。我猜測當時皮內羅正在幫助格瓦拉做好去玻利維亞的準備。不過我在古巴期間，從來沒有人向我提過格瓦拉。古巴人已經學會遵守諜報工作的第一要義：任何人不得知道不該知道的事。

勞爾給我的印象與皮內羅和巴爾德斯截然不同。他受過良好的教育，舉止沉穩，有政治家風度。勞爾不像一些同事那樣愛感情用事，而是從戰略的角度冷靜地分析古巴的處境。我從來沒有聽他暗示過疏遠蘇聯或是流露出對蘇聯的失望。所有古巴同事中，只有勞爾最守時，每次約會總是準時到。古巴人一般做不到這一點。勞爾的朋友常拿他的守時習慣開玩笑，稱他是普魯士人。流亡墨西哥期間，勞爾潛心研究馬克思理論和軍事原理。每逢會客時，樂於向人顯示自己熟知共產主義理論問題以及軍事知識，儘管古巴與蘇聯和東歐遠隔千山萬水。

1985年，應尼加拉瓜內政部長博爾赫的邀請，我從古巴前往馬那瓜訪問。訪問期間，賓主共慶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革命勝利6週年。尼加拉瓜人把政治上的解放、人文主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