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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莫斯科後的悠悠歲月裡，這座城市常令我夢繞魂牽。但我和定居莫斯科的朋友們不一樣，從未打算在蘇聯過一輩子。德國仍然是我的故鄉。再說黨派我到共產國際學校學習以及去廣播電臺工作就是為了回國這一天做準備。那時我23歲，躊躇滿志，對返回德國後的情況想得非常簡單。我們在校時，意識形態教育佔了很大比重。訓練的重點放在如何肅清戰敗德國的殘敵上。然而，一旦面對國破家亡的同胞、親眼目睹了自己曾熱烈擁戴過的大獨裁者可恥覆滅，我受到的震撼難以想像。

我們這些從莫斯科返回德國的年輕的共產黨員把自己看做是政治啟蒙者，決心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左派和右派之間的天壤之別。我們最初接到的指示不是在德國的蘇聯佔領區內建立共產黨政權，而是成立一個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反法西斯同盟，當然是在我們控制之下。我們和所有的共產黨人均認為，這樣做不僅僅是一種策略，而且是絕對必要。希特勒留下的慘痛教訓之一，即左派力量可以被斬盡殺絕。實際上，史達林最初對在德國的一部分領土上建立一個蘇聯式的政府是否可行心存疑慮，他想在同西方盟國打交道時有多種選擇。

返回德國後的情形實際上比我們想像的痛苦壓抑得多。許多年後，弟弟在他拍的一部電影《那年我十九歲》中反映了這種痛苦的心情。電影描寫了一群天真熱情的年輕人在得知極其野蠻暴行的真相之後的心理感受。年輕正直的主人公與他所處的亂世形成鮮明的對比。隨著紅軍的迫近，各城鎮的市長忙不迭地捲起納粹旗子，有的乾脆把旗子中間自圈裡的黑卐剪掉了事。

康尼作為一名蘇聯情報軍官參與了在蘇聯佔領區籌建一個新政權的工作，我隨黨的機關返回柏林。流亡海外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烏布利希與身材瘦小的皮克等一小批人4月先從莫斯科返回柏林。一個月後，5月27日，我和其他人身著嶄新的西裝搭乘一架道格拉斯dc-3型軍用飛機回國。從空中望下去，戰後的土地滿目瘡痍。

我們這批人成分五花八門。既有老共產黨員，又有父母是老共產黨員的德國戰俘。回到德國後會是什麼樣，大家心裡都沒有譜。我們甚至不知道是否允許共產黨在德國合法存在。沒有人高談闊論建設一個新德國。誰都知道，當務之急是解決德國人的衣食住行，以渡過難關。

埃米和我一起返回德國。這是我們夫妻第一次生活在一起。回到祖國令我們既激動又傷感。俯瞰大地，昔日的德國城鎮千瘡百孔。飛行途中，被夷為廢墟的華沙從機翼下掠過。整個城市蕩然無存。瓦礫中灰煙縷縷，好像從燒死人的木柴堆裡冒出來的。我們這架飛機是在柏林剛剛開放使用的騰佩爾霍夫機場上降落的首架飛機。三年後的柏林危機期間，這個機場成為盟國空運的交通樞紐。當時沒人想到遭到如此嚴重破壞的柏林還能重建。

我們這些共產國際的孩子受強烈的使命感的驅使，渴望清算自己同胞的納粹歷史並真誠地相信，憑藉在學校學到的社會主義理論，就能盪盡納粹流毒，建立一個新德國。然而，整天跟這些曾對希特勒、戈培爾之流歡呼吶喊過的人們生活在一起比我想像的難得多。大多數人似乎不明白，或根本不想明白，納粹在他們的助紂為虐之下或打著他們的旗號犯下了累累罪行。沒有誰因納粹的所作所為而感到負罪，或反省自己的責任。埃米有一次聽到幾個婦女議論我們電臺播放的關於德國戰爭罪行的報導：&ldo;德國男人絕幹不出這樣的事！&rdo;德國男人這種說法完全是鼓吹極端民族主義的希特勒式的語言！這種論調她們聽了整整12年。

許多德國人，包括其他國家的不少人認為，我們從蘇聯搬回來了另一種獨裁製度。西方國家後來曾挖苦我們用紅色暴政取代了褐色暴政。可我們自己並不這樣認為。當年生活在莫斯科的所有外國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