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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希特勒和史達林簽署條約後，在蘇聯的德國流亡者們更是舉日維艱。蘇聯當局一直把我們當做遭受第三帝國迫害和追捕的物件加以保護，如今卻接到指示，今後要注意與希特勒的關係。像我們這樣被納粹趕出德國的人，對蘇聯領導人同希特勒達成的交易尤其難以理解。上面向我們共青團員傳達說，這是史達林挽救偉大的蘇聯的惟一辦法。西方大國曾巴望這個共產黨國家在納粹的劍上&ldo;流盡最後一滴血&rdo;。當時這個解釋似乎有相當的說服力。可是我和弟弟感到了父母的牴觸情緒。他們認為共產黨跟多年來逼他們流亡的這個獨裁者做交易實在令人作嘔。

我和弟弟急於適應新環境，恨不得一夜之間把自己變成俄國人。在學校，我們整天講俄語，晚上回家才聽到德語。同學們叫我米沙我很開心，因為這樣人們會以為我是俄國人。晚上，我們躺在床上從廣播裡聽希特勒講話--他聲嘶力竭地鼓吹第三帝國如何輝煌偉大。 高中畢業後，我如願以償，開始攻讀航空工程學。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軍隊根據巴巴羅莎計劃對蘇聯大舉發起進攻後，我的學業猝然中斷。1941年，德軍步步逼近莫斯科。作家協會成員的家屬，包括我們一家被疏散到莫斯科4000英里以外的哈薩克的首府阿拉木圖市。時至今日，我對那次穿越烏拉爾山的長達三週之久的艱苦旅行仍然記憶猶新。每隔一小時左右，我們的火車就要停靠到一邊，給對面開赴前線的軍車讓路。父親一路上照顧體弱多病的俄國著名詩人安娜&iddot;艾哈邁託娃。她的兩任丈夫均在清洗中失蹤，一個兒子被關進監獄。經過批准，我負責每天給她送飯。分配給她的口糧是400克黑麵包，外加溫開水。她躺在那兒，失神的臉上滿是倦容。昔日俄國文學之魂就這樣被當局打入另冊。但同車的知識分子仍一如既往，對她十分尊敬。

阿拉木圖是個閉塞之地，根本聽不到莫斯科的訊息，更不用說其他地方的訊息了。這是個美麗的城市，只有40萬居民。現在突然湧入100萬前來避難的外地人，居住條件變得擁擠不堪。1942年，康尼參加了紅軍。由於當時航空工程專業的學生被視為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材，我沒有被徵入伍。雖然外面謠傳紅軍損失慘重，我那時少不更事，盲目樂觀，想也沒想弟弟會有什麼三長兩短。學習期間，我接受了軍訓。我在班裡個子最高，每次都由我在華氏100多度的高溫下扛著馬克西姆重機槍沉甸甸的三角架，而每天的伙食定量只有500克。老實說，這是我一生中惟-一次體嘗挨餓的滋味。好在從莫斯科撤到本地的一群知識分子幫了我們的忙，尤其是莫斯科電影製片廠的人。晚上，我們跑去找著名導演謝爾蓋&iddot;艾森斯坦，聽他朗讀電影劇本《恐怖的伊凡大帝》裡的片斷。電影開拍後，我們成了群眾演員，扮演被擊退的德國武士。沾了過去受過跳傘訓練的光，電影裡的特技鏡頭都交給我演，報酬比一般人高三倍。戰時清苦單調的生活因參與拍攝這部電影得到了一點調劑。

大學剛讀了一半，我收到了一份神秘的電報，署名&ldo;ekki爾科夫&rdo;。&ldo;ekki&rdo;四個字母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縮寫。簽署人是執委會幹部部部長。電報命我立即趕赴偏僻的巴什基爾自治共和國首都烏法報到。共產國際領導機關以及流亡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已從重圍中的莫斯科轉移到了這裡。

黨決定送我上位於烏法40英里外的庫什納連科沃村裡的共產國際學校。來自淪陷的歐洲國家及朝鮮的共產黨人在這裡為解放自己的祖國做準備，並為今後的政治任務接受培訓。作為一名共青團員，我已習慣了服從命令聽指揮，暗暗為自己無法成為一名蘇聯飛機設計師而感到遺憾。遺憾歸遺憾，我當時深信，抗擊希特勒比我的學業更重要，更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