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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特拉維夫的接觸很晚才開始。1989年11月4日，我出席了一次群眾集會並在會上呼籲更換現任東德領導人。在那兒，我認識了一個叫艾琳&iddot;龍格的女人。她是一位學者，也是猶太文化協會的負責人。該協會80年代成立於柏林。在此之前的幾十年裡，由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阿拉伯世界站在一起，東德國內的猶太傳統文化受到壓制。我接受了艾琳的一次採訪，採訪內容登在一家以色列報紙上。我還應邀作為來賓參加過她們協會召開的一次會議。除此之外，我並沒多想。

1990年夏天，她突然打電話來，說有一位叫魏因曼的猶太教士想結識我，他是耶路撒冷猶太教正統派中的一位高階人士。那天是星期五，也就是說，猶太人的安息日在日落後就開始了，他來不及登門拜訪我。但我還是給他打了電話。我倆在電話上互致問候，約定下次他來柏林時再見。時隔不久，他又一次來到柏林，稱此行主要是訪問猶太人文化協會。我請他到我位於市內的家做客，他準時到達。此人50開外，戴一頂寬邊黑禮帽。此外，從穿戴上看不出他是一位正統教派猶太人。魏因曼關切地詢問了我的猶太背景，昔日經歷過的迫害，以及在德國面臨的一場政治官司的情況。對於我過去的職業，他十分謹慎，避而不談，但問我是否願意訪問以色列。我開始懷疑魏因曼對我的興趣是否完全出於文化上的原因。不久，我收到以色列《新訊息報》的邀請，要我出訪以色列。

我打聽了一下有關魏因曼的情況。有人悄悄向我透露說，他年輕時曾在摩薩德里幹過。魏因曼本人馬上對此加以否認，說他曾在以軍服過役，但從未搞過情報工作。我倆之間於是電話不斷。我期待著對以色列的訪問，同時想像著波恩、莫斯科和華盛頓看到我在以色列出現的頭條訊息時，會是何等的沮喪。我猜想，摩薩德可能想套到我所掌握的有關巴勒斯坦各派別以及他們活動的情報。其實，這方面的情報我知道得很有限，但我決定到達聖地之後再亮底牌。無論如何，訪問以色列是一條逃離德國的新途徑。對一匹白送的馬，就無需掰開嘴看牙口了。

德國統一前兩周，我突然接到魏因曼的電話。聽上去他情緒低沉，口氣尷尬。他告訴我說，訪問以色列的事黃了。原因是最近出了一本書，批評摩薩德和它採用的手法，結果引起軒然大波。那家報社為此對我的訪問失去了興趣。這訊息來的真不是時候。我頓悟到，以色列人在最後一刻膽怯了，顯然是擔心我的出訪會損害他們與西德之間業已存在的友好關係。無論從我這裡得到什麼幫助也無法彌補這一損失。又一扇敞開的大門砰然關閉，但特拉維夫並沒有完全切斷和我的聯絡。魏因曼打過幾次電話後，我又接到這家出版社的電話，提出晚些時候給我發籤證並提供機票。我讓他們在維也納準備好簽證和機票。幾周後，我打電話核實是否有我的簽證和機票，結果發現沒有。如果在此之前確有一張機票的話，它也被人拿走了。

風聲鶴唳，形勢越來越危急，德國當局迫不及待地想把我送進監獄。天涯何處能棲身？棲身的代價又是什麼？我的面前沒有一條可走的路。時間在飛逝！

第二章 逃出希特勒的魔掌

我的父親弗里德里希&iddot;沃爾夫於1888年生於萊因省一個虔誠的猶太人家庭。年輕時，父母希望他長大後當一名猶太牧師。他不肯從命，非要學醫。1928年時，他已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那年他40歲。他選擇這一信仰是曲折一生的結果。他不屬於受到俄國十月革命影響的那批德國知識分子。由於他的小資產階級兼猶太人的家庭背景--我爺爺是商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深受託爾斯泰、斯特林堡、厄普頓&iddot;辛克萊、尼采和克魯泡特金等人思想的影響，曾在和平主義和烏託邦主義之間徘徊。第一次世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