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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們會向我們提各種各樣的問題，每當這種時候，摩城公司的人常常站在我們旁邊，幫我們擺脫困境，如果需要的話，他們可以控制住談話，替我們回答那些問題。我們本來是一點兒也不想讓他們難堪的。我猜想，他們大概擔心我們有可能用當事人常用的那種挑戰的口氣講話，要不，就是自從給我們燙了那種美洲黑人的蓬鬆髮型後，他們一直擔心他們是創造出了一群小弗蘭肯斯坦（注：英國女作家瑪麗·雪萊所著同名小說中主人公，系一生理學家，製造一怪物，後為此物所滅。），隨時有可能惹是生非。有一次，一個記者問我們對黑人權利問題有些什麼看法，摩城公司的人就告訴他，說我們從來不去想那些東西，因為我們只是一些“商業化的產物”。這話聽上去真不入耳，可我們還是擠了擠眼裝作沒聽見。臨走時，我們使勁朝那位記者敬了個禮，好像把他嚇了一大跳。
我們甚至在“靈魂列車”節目中再一次與唐·科尼利厄斯進行了合作。我們在芝加哥時，他曾是那個地方廣播電臺的唱片音樂節目播音員，所以，我們在那時彼此就已經很熟悉了。我們喜歡觀看他主持的電視節目，其中有很多舞蹈演員來自這個國家的中西部平原地區——也就是我的家鄉所在地，我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不少寶貴的經驗。
就在我們的唱片大獲成功之後。“傑克遜五兄弟”立刻踏上了長距離巡迴演出的旅程，那可真是令人瘋狂的日子。這次遠征始於一九七零年秋季一次大規模的旅行演出，我們在像麥迪遜廣場公園和洛杉磯廣場這樣寬闊的場地上演出了一場又一場。一九七一年，當《永不道別》這支歌一下蜚聲歌壇後，我們在夏天一共到過四十五個城市演出；緊接著，那年秋冬兩季我們又跑了五十多個城市。
回憶那些時光，我常常覺得那是我和我的兄長之間極其融洽和睦的一段時期。我們對這個集體總是忠心耿耿，相互之間有著深厚的感情。我們到處尋開心，經常一起消磨時間，相互之間或對和我們一同工作的人隨心所欲的搞一些惡作劇。我們從來也沒有太過分——電視機沒有飛出過旅館的視窗，但是我們潑出去的水卻澆在各種各樣的腦袋上。多數情況下，我們胡鬧只是為了驅走漫長的旅途帶給我們的厭倦和寂寞。要是你在旅途中感到厭倦的話，你會做任何一件能使你提起精神的事情。你瞧，我們被關在旅館的房間裡，哪兒也不能去，因為旅館門口蜂擁著一群尖聲叫喊的狂熱的女孩子。我們便要找些別的有趣的事情來做。我希望我們能把那些鬧劇拍攝下來，尤其是其中一些荒唐透頂的惡作劇。我們一起等著負責安全事務的經理比爾·佈雷睡下，然後就在過道里瘋狂的跳起舞來；比誰的舞步節奏快，或者抽籤分組進行摔跤比賽，還有枕頭仗，剃鬚膏大戰，五花八門，無奇不有。真是一群瘋子。我們把裝滿水的氣球或是紙袋從旅館陽臺上扔下去，看著他們落地之後水花四處飛濺，然後就拼命的笑個沒完沒了；我們互相之間用東西亂打，要麼就花幾個小時擠在電話機旁，編一些騙人的鬼話，向服務檯點一大堆的飯菜，然後看著他們把這些飯菜送到陌生人的房間裡去。不論是誰，要是走進我們的臥室，都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被我們架在門上方的吊桶裡的水當頭澆透。
每當我們到達一個新的城市，我們總是設法到所有能去的地方觀光。我們和羅斯·法恩這位出色的老師一起遊覽，她教給我們很多很多知識；她還督促我們將所學的只是確實領會。正是羅斯向我灌輸了對書籍和文學的熱愛，這種愛好我一直保持至今。我把手頭上能找到的所有書刊都讀了個遍。新的城市意味著新的購物市場，我們喜歡出去買東西，尤其是去書店和百貨商場。可是，隨著我們知名度的提高，歌迷們把很隨便很平常的採購程式變成了一場場短兵相接的搏鬥。對我來說，那些日子裡最令人膽戰心驚的事情莫過於被一群差不多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