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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運數十萬石，及其盛時，歲益漕六百萬石，類由河渠疏利，治之有方。魏武篡漢，偏安洛陽，然猶任鄧艾，廣開漕渠以達江準??&ot;歷史進入晉代，由於戰爭不斷，中華大地呈割據局面，漕運久停。到北伐之時一切軍需只好轉運供給，西輸許洛，北入黃河，應徵服役的民工忍受不了苦難，故&ot;流亡日眾&ot;。更重要的是東土饑荒，自不暇救。
早在未有漕運的戰國時期，魏國國君魏惠王(即梁惠王)對災荒採取&ot;移民就食&ot;的方法，即河東發生災荒將民眾移至河西，如果河西遇災則移民於河東。有了漕運這一良法，一遇到災年，則以粟就人，而不是以人就粟。&ot;移民就食&ot;使百姓拖兒帶女離開自己的家園，對農業生產的危害來說，猶如雪上加霜。再者災荒嚴重的百姓食不果腹，疾病隨之而來，移民有時難以實現，將會有很多人因飢餓奔彼而喪生，這都是弊端。而漕運以粟救人，百姓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抗災自救，以免跋涉之苦，這對保護勞動力，發展生產無疑是有利的。漕運於國於民均有大益，王羲之毅然向朝廷建言復開漕運，並提出了實施辦法：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台。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王羲之希望朝廷將復開漕運的事決定下來，並委派下臣實施，到年終以此來考核政績，尤其是長吏如不能完成任務，政績很差，可送至大臺治罪。如果三縣不實行，則郡守必須罷免，或派到環境艱苦的邊疆，降職使用。
(二)懲辦貪官
王羲之在視察諸具時，發現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ot;耗&ot;，管理不善，如蟲、鳥、鼠、至食以及發黴變質等消耗，是有一定規定的，超過了範圍就是倉督監的失職行為;倉督監自己盜竊官米是執法犯法，有的數量巨大，如餘姚一個具就達十萬斛。問題的嚴重性不僅如此，屬會稽管轄的其他諸縣也同樣如此。由於地方官貪贓枉法，致使國庫空乏，這是一件關係到國家的經濟實力、危及整個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他主張對那些奸吏給予重判，&ot;誅翦一人&ot;起到&ot;殺一人儆百&ot;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ot;其後便斷&ot;。
(三)
改進徵役 修改刑法北伐軍興，戰爭不斷，東晉初建時，司馬昱的&ot;寬眾息役，惠益百姓&ot;的政策和許諾，根本兌現不了。出現了百姓流亡，戶口日減，百工醫寺，死亡絕沒的局面。王羲之詳細分析了發生這種狀況的源由，並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
自軍興以來，徵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眾，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調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捲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有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1 王羲之：《與尚書僕射謝安書》，《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iddot;王右軍集》。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令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重於殺戮，可以絕奸。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1&ot;徵役及充運死亡叛散&ot;2人數很多，官方按常規&ot;補代&ot;，結果是&ot;上命所差，上道多叛&ot;3，負責管理的官吏索性與叛音席捲同去。至於為何吏與叛者一直叛散，因為這方面官吏也相當艱辛，他們對朝廷和當時的法律心懷不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