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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質樸忠厚，富於理性，幽默風趣，平易近人，廣受稱譽，卻從不招搖；他以仁愛之心待人，以仁愛之心待中國人，置個人安危於不顧，救他人於水深火熱之中；他日夜操勞奔波，不僅隨時隨地幫助別人，在救助過程中同時還能審時度勢地處理政治事務，表現出高超的組織才能和得體的外交手腕；他同美國朋友密切合作，經常是冒著生命危險，為處在日本佔領軍下的25萬中國人提供相對安全的保護。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拉貝竟然還能安排出時間來記日記，簡直不可思議。
他的朋友對他交口稱讚，中國人把他奉為聖人，就連遭到他不斷抵制的日本人也對他敬重三分。儘管如此，他仍然保留了自己以往的謙遜品質。但要是路遇不平，他的和藹與溫和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就會勃然大怒。他曾不容抗辯地用德語痛斥企圖強姦婦女的日本士兵，把卐袖標舉到日本兵的眼前，揪住他，把他扔出院子。聽說他在家裡也一直保持自己家長的權威形象。
他雖然謙遜，但有時也會表現出一點兒虛榮心，例如身著燕尾服，胸別各種獎章，在柏林名攝影師的鏡頭前擺姿勢弄表情。這一點還表現在《遠東新聞報》的編輯把拉貝自鳴得意的幽默話語刪掉的時候。
拉貝1908年離開德國的時候，還是威廉二世皇帝統治時期。1919年他短期回國，此時德意志帝國已處在共和國時期，但動盪的局勢還沒有平定下來。在漢堡，他看見一個人被暴徒毆打倒地，他的性格驅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來，結果他也遭到了毆打。
在柏林，西門子工人上街罷工的時候，他看見街上架起了機關槍，於是從那時起他開始記日記，久而久之這成了他的一個嗜好。但是他的夫人並不怎麼欣賞這個嗜好，因為下班回家後，家裡人常常會因為他記日記而和他說不上幾句話。從他的日記裡我們經常可以發現他有一種憂慮，擔心在動亂的年代日記可能會丟失。對他來講日記是一筆珍貴的財富，裡面記錄了他的時光和他的生命。
對在柏林的歲月，他是這樣記錄的：
接著發生了暴亂。我對家鄉的政治局勢一無所知，因此也就看不出個所以然。後來我才明白，當時德國的實際情況比我自己感覺的要糟糕得多。我的左邊是施泰因廣場音樂廳，裡面是帝國國防軍；我的右邊是烏蘭德大街的跑馬場，裡面駐紮的是共產黨人。到了晚上，雙方交火對射，我只好和家人從臥室跑出來，在走廊上過夜。柏林的日子很不舒服，那一段時間正好是總罷工，技術救援組織到處出動，填不飽肚子的女大學生淪為娼妓，歌劇演唱家圖幾個施捨任人包唱，投機商囤積居奇造成商品短缺，買葷油要憑票，西門子內部甚至還有專買皮靴後跟的票券。我是該領的票都領了。布倫德爾是我西門子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他有一次告訴我，西門子城裡有個地方可以買到各種豆子，價格便宜。我買了兩大袋豌豆想帶回家，但偏巧趕上下雨，一路上又沒有有軌電車，慢慢地袋子被雨泡軟了。結果到家的時候，豌豆只剩下了一半。我是一點也不適合於在柏林生活！
在電車上，一個姑娘餓昏過去了，我把我的食物分給了她一部分。在那個人人日子都不好過的困難時期，還有一件事情在我的腦海里一直記憶猶新，西門子在上海辦事處的會計布朗先生回國休假，邀請我和布倫德爾，還有其他幾個朋友一塊兒去波茨坦廣場旁邊的普紹酒館喝杯啤酒，就酒吃的是他從老家巴伐利亞帶來的小吃‐‐白麵包、香腸和黃油。當時在旁邊有一個8歲左右的小姑娘，用圍裙捧著火柴，每盒要一個馬克。我們酒足飯飽之後，布朗把剩下來的食物全部送給了這個小姑娘。小姑娘突然大聲哭了起來，將圍裙裡的火柴全部拋撤在地上，如獲至寶似的捧著食物奔向正在門口等候的母親。我們的啤酒頓時索然無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