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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靈魂一直地飄上頂樓，看到六零五室門前有個男人在敲門——長衫，禮帽，相貌清癯，身形蕭索，彬彬有禮地問：“張愛玲先生在麼？”然後自門洞裡塞進一張字條去……
那便是胡蘭成。
我的靈魂躲在那樓道里哭泣，極力地呼喚愛玲，呼喚她不要開門。——她果然沒有開門，然而後來卻又打電話，說願意去看胡蘭成。
有張報紙也塞在門縫裡，那上面明明白白寫著：1944年的2月4日。
胡蘭成，1906年出生於中國浙江嵊縣，1927年從燕京大學退學，1936年應第七軍軍長廖磊之聘，兼辦《柳州日報》，5月，兩廣兵變失敗，胡蘭成被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監禁33天。1937年因在《中華日報》上寫了兩篇文章：一篇論中國手工業，一篇分析該年關稅數字，並被日本《大陸新報》譯載，遂被《中華日報》聘為主筆，去上海。1938年年初，被調到香港《南華日報》任總主筆，用筆名流沙撰寫社論，1939年離開香港回上海，任《中華日報》總主筆，次年就任汪偽政府宣傳部政務次長。1944年應日本人之邀主編《苦竹》雜誌，任《大楚報》社長。抗戰勝利後，從香港逃亡日本。1974年到臺灣。1981年7月25日在東京病逝，著有《今生今世》、《山河歲月》、《禪是一枝花》、《中國禮樂》、《中國文學史話》、《今日何日兮》等。
據聞胡蘭成為文，從不起草，一揮而蹴，倚馬可待。稿成，亦極少改動，故有“大筆如椽”之譽。辦報時，每週至少兩篇社論，都由他自己執筆，因其文筆犀利，常言旁人所不敢言，每令報紙原刊社論之版面出現空窗——因社論觀點激烈而被抽起不發，又並無預稿替補，遂只得留白，是謂“空窗”。同人有規勸其稍事隱諱以免觸犯當道禁忌者，他回答人家：“報紙版面有‘空窗’，正是胡某報刊之特色。”可謂狂狷本色，自負至極。 。。
第八章 遇到胡蘭成（2）
1944年1月24日，是舊曆的除夕，胡蘭成彼時剛從獄中釋放，賦閒在家，百無聊賴，遂隨手翻開本雜誌消遣，一段孽緣，就此展開——
“前時我在南京無事，書報雜誌亦不大看。這一天卻有個馮和儀寄了天地月刊來，我覺和儀的名字好，就在院子裡草地上搬過一把藤椅，躺著曬太陽看書。先看發刊辭，原來馮和儀又叫蘇青，女娘筆下這樣大方利落，倒是難為她。翻到一篇《封鎖》，筆者張愛玲，我才看得一二節，不覺身體坐直起來，細細地把它讀完一遍又讀一遍。見了胡金人，我叫他亦看，他看完了贊好，我仍於心不足。
我去信問蘇青，這張愛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覺世上但凡有一句話，一件事，是關於張愛玲的，便皆成為好。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張愛玲的一篇文章，這就是真的了。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見了好人或好事，會將信將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證明其果然是這樣的，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氣的高興，卻不問問與我何干。
這樣胡塗可笑，怪不得我要坐監牢。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運的胡塗。但是我偏偏又有理性，見於我對文章的敬及在獄中的靜。
及我獲釋後去上海，一下火車即去尋蘇青。蘇青很高興，從她的辦公室陪我上街吃蛋炒飯。我問起張愛玲，她說張愛玲不見人的。問她要張愛玲的地址，她亦遲疑了一回才寫給我，是靜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號公寓六樓六五室。
翌日去看張愛玲，果然不見，只從門洞裡遞進去一張字條，因我不帶名片。又隔得一日，午飯後張愛玲卻來了電話，說來看我。我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麗園，離她那裡不遠，她果然隨即來到了。”（胡蘭成：《今生今世——民國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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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