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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在賀衷寒家開座談會，氣氛較前二次大有改觀，人人暢所欲言，各抒己見。
賀衷寒是湖南人，在黃埔軍校時期，他成為孫文主義學會骨幹分子，堅決反對共產黨；其後去莫斯科留學回來，更對共產黨極端仇視。他一向說他並不反對社會主義，不過只能是三民主義範疇內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在他看來，這可以透過國家權力來實現。像蘇聯共產黨進行那樣“殘酷的階級鬥爭”去實行社會主義，不但“慘無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國決不能容許有這種情況發生。這就是他自己的最根本的政治綱領，也是他在一切活動中貫徹始終的行動綱領。他回國後，於1927年在杭州任黃埔軍校六期北遷的學生總隊長，很想從此轉入帶兵，因為他早就一心一意想學蔣介石那樣，能掌握兵權。可是蔣介石卻看出了他不好駕馭，偏不許他插足到部隊中去，而只要他搞政治工作。
與賀衷寒不同鄧文儀是一個“擁蔣狂”和“**狂”，狂到幾乎難以令人理解、甚至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地步。他對於擁蔣和**，一直都像發瘋似的，老是狂喊狂叫、亂蹦亂跳，卻又張口結舌，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他的文章和講演，都只是一大串語無倫次、亂七八糟的口號，簡直使人無法曉得他到底說的是些什麼。但是他無休無止的活動，亂衝亂撞的勁頭，卻是他的最大特點。他滿口“需要即是真理，行動即是理論”，這兩句話倒也的確是他自己的真實寫照。1927年“四一二”前，他從蘇聯回國，即與賀衷寒、蕭贊育等向蔣介石提出**的主張，蔣因而派他到黃埔軍校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在“四一二”後的黃埔軍校“清黨”期間，他是“清黨”的積極主謀者和執行者之一。其後他即任蔣的侍從秘書，是非浙江籍的黃埔生中侍從歷時最久也是最被親信的一人。雖然蔣喜怒無常，時而揮之即去，又時而呼之即來，他總是毫無怨言，還老是向人說：“誰能離得開自己的領袖呢，在他身邊是在他身邊，不在他身邊還是在他身邊，這便是所謂精忠的那個精字。”因此，蔣對他倒也不像對賀衷寒那樣的有所顧忌，而對他親信的程度幾如其對浙江籍的其他待從一樣。
1930年他利用侍從秘書的地位，在黃埔學生中集資創辦了拔提書店，並親自主持，專門發行蔣介石言論集和他自己所編的為蔣個人作宣傳的什麼領袖言行以及他與黃傑等所寫的幾本蔣介石傳記之類的東西，此外便是什麼《剿匪手冊》、《剿匪主要文獻》之類的**宣傳品，大量向部隊及一切有關機構強行推銷，藉以擴大蔣介石的個人影響和**宣傳，並以之謀利斂財。這筆收入很不小，有一半入了他的私囊。
一向有領袖風範的賀衷寒道：“按校長的意思既是要組織起來，就得有個名稱、政治綱領、組織原則，最主要還得有個領頭，不然就是一盤散沙，不成體統。”
鄧文儀道：“領頭的當然是校長，在這些人當中，誰也取代不了他。”
賀衷寒有些不服道：“校長那麼忙，他哪來時間管具體的事？”
戴笠見大家七嘴八舌爭來爭去，爭不出個所以然，藉口不舒服，溜了出來，準備辦他自己的事情去。
賀衷寒在後面叮囑道：“這些天天天都要開會的，你可不得缺席！”
戴笠應道：“知道了。”
這些天，戴笠比誰都忙，一有空就研究那本小冊子，經過反覆閱讀揣摩，再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寫出一份建議書，準備馬上呈送蔣介石。
這份建議書提出，建立這個黑衫黨或褐衫黨一類的組，重點要強化特工力量，用非常手段打擊反對領袖的異己力量，保衛領袖至高無上的地位，針對這一實際情況，最好這個組織要設立一個專門的特工部門。
戴笠揣著《建議書》來到中山陵園蔣介石官邸，正欲要警衛通報，恰好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