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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半個月後,我們在大三元開了第一次組委會。出席的除了艾豐先生,還有當時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維澄、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桂世鏞、王夢奎、經濟學家劉國光、《經濟日報》總編輯範敬宜(範老當時還沒有到人民日報任職)等領導。那回先生給我留下的兩個印象極其深刻。
一是當時所有領導全有司機,唯獨先生自己駕車而來。現在看來不算什麼,但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私車特別是領導幹部開私車簡直不可想象。身為人民日報編委,準副部級幹部,先生此舉在當時相當另類而且扎眼。
後來先生告訴我,為了這輛用稿費買的二手車,他還被要求在《人民日報》編委會上做出說明。先生的說明也頗具個性:“在中國,領導幹部開公車辦私事不是問題,但是開私車辦公事就是大問題。”先生的幽默讓本來嚴肅的高層會議一下輕鬆起來。當然,先生的錢來得明明白白,花的清清爽爽,自然沒有任何說不清楚的。
第二個深刻印象是先生的鋒芒畢露和領袖氣質。按說那天的會,多數人都比先生位高權重,但是沒多久,會議的焦點就轉移到先生那裡,他反而成為了核心。
先生的這一領袖氣質其實並不適合中國的官場,但是這種人格所具有的特殊光芒很多時候想掩蓋也掩蓋不住,結果先生一生沒少為此吃虧。
從那以後,我和先生的交往密切起來,併成為他辦公室的常客。每次去,都會坐下來聆聽他的教誨。而且他對我也是恩愛有加,工作再忙,都要和我談很久。用先生的話說:“我倆有緣分,我喜歡這個小兄弟。”你看,我把他當師父來尊,而先生某種程度上是把我當忘年交的朋友來處的。
1994年,我和先生合寫了《評說阿里斯頓現象》,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大家的文章。
採訪是我去的,跑了當時九家阿里斯頓中的六家。回來後找了一個下午去給他彙報。先生說:“你放開來說,想到啥說啥,儘量把你看到的印象深的東西說出來。”我滔滔不絕、拉拉雜雜地說了一個多小時,先生認真聽過後說,材料夠了。然後定下提綱,讓我回去執筆。
兩天後,我把洋洋灑灑四千言的初稿給他。第一次與大家合作,我當然是拿出了看家本事。先生看過後說:“總體可以,我再打磨打磨。”
幾天後,先生叫我過去,把改過的文章給我,並謙虛地說:“你看看這樣改行不行。”我一看,肉還是我的,但早已脫胎換骨,文章的氣勢和高度非原稿所能及。這時候我才第一次知道了天外有天,並切身感受到和大家的差距。
不過,寫第二篇《再評阿里斯頓現象》的時候,先生表揚了我:“孺子可教,這篇的功力長了不少。”這次,先生給我改稿沒有再用加法,只是刪掉了幾百字。
回過頭來看,我文章的第一次飛躍就起於和先生合作的這兩篇文章。此後,我又有幸和先生合作過幾篇文章,每一次都是文章功力的長進。而且不知不覺中,我的文風也向先生靠攏,總體上以平實見長。
艾豐先生二三事(1)(2)
大約1997年左右,先生已經到經濟日報社工作,我在《人民日報》寫的一篇評論員文章收到當時報社的一位領導表揚:“這篇評論有艾豐的特點。”這句表揚讓我高興了很久。2007…05…15
評論:
這幾篇特別喜歡,感悟中似乎有一些感傷……(覃賢茂)
覃賢茂點評:
這幾篇特別喜歡,感悟中似乎有一些感傷……
豔羨於蕭然兄種種奇特的際遇。
洞明世事,博學通達,而又心地純淨樸素的艾豐先生,在此不能不讓我們心生溫柔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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