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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首義時，第二個主要團體&l;文學社&r;，則是個青年軍人的組合，原名&l;振武學社&r;。蓋清末行新政，練&l;新軍&r;，袁世凱的&l;北洋六鎮&r;之外，以湖北張之洞所練的&l;鄂軍&r;最有成績。袁世凱狡猾而專橫，他的六鎮之內不用有革命傾向的留日學生。張之洞則較開明，他不但大批保送優秀青年留日，並且重用留日歸國學生以擴充套件新政、新軍。不幸的是，在任何腐敗的獨裁政權之內從事改革開放，都是自掘墳墓(且看今日蘇聯)。因為有舊政權的剋制，改革開放便不可能順利開展。一旦改革不能盡如人意，則改革運動中的大批&l;新&r;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這就是辛亥年間，新建鄂軍之內，其所以革命黨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學社則是他們的秘密組織。文學社成立於辛亥之初，社員遍佈鄂軍諸標(即現今之&l;團&r;)及工程營、輜重營、炮兵隊等單位。所以他們一旦搞起&l;起義&r;來，就同孫黃在華南所策動的不一樣了。在南方他們多半是以&l;烏合之眾&r;對抗&l;正規軍&r;；在湖北他們要&l;起義&r;，那就是&l;正規軍叛變&r;了。搞軍隊叛變的效率，較之搞會黨暴動，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過&l;文學社&r;裡的小革命家，卻有個美中不足─他們之間，有兵無將(這和同盟會內有將無兵的情況，恰相反)。&l;文學社&r;的百任社長蔣翊武(湖南灃縣人)，也不過是鄂軍混成協第四十三標三營裡的一個小士兵。後升正副目(正副班長)。其他列名史冊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們一旦造起反來，局面搞大了，卻有有兵無將之苦─後來情急智生，竟強迫一個反革命的旅長(混成協的協統)黎元洪來領導革命。辛亥之夏，四川&l;路案&r;驟起，清廷要調鄂軍入川彈壓，而眾兵丁不願離鄂。&l;文學社&r;與&l;共進社&r;乃暗通聲氣，終於聯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內一聲炮響，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國就搖搖欲墜了。
從&l;企臺&r;到&l;總統&r;
中山先生此時雖病急亂求醫，四處籌款，但所得則極其有限。東西帝國主義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當時在美洲華僑界的最大靠山厥為&l;洪門致公堂&r;，而致公堂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口惠而實不至。據中山先生於一九一○年(宣統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陽曆三月一日)&l;致美洲同志趙公璧函&r;，他的第九次起義之失敗，實因缺款五千，而&l;波士頓致公堂擔任五千，所寄不過一千九百餘元。紐約致公堂許擔任者，一文未寄……&r;。
所以近代史書如鄧澤如所著&l;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r;中所羅列的十萬八萬之數，都是&l;認捐&r;的數目，或事後誇大之詞，不是實際的收入。這實在不是&l;致公堂&r;諸公慳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個無底洞，鈔票是填不滿的。加以當年華僑社群之中，既無&l;王安&r;，亦無&l;包玉剛&r;。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國&l;排華法&r;欺壓之下，做點洗衣店、餐館的苦力勞動；終年所得，勉卻饑寒。在一身難保之下，支援革命，已盡其所能了。過分捐獻，大多力不從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土死難之後，他實在已羅掘俱窮，甚至自身也衣食難周。
同年十月&l;武昌起義&r;爆發，中山時年四十六，正值壯年。據黨史所載，他那時正在北美&l;致公總堂&r;支援之下，組織個&l;籌餉局&r;，到處巡迴講演革命，籌募軍餉。但據一些私人記述，中山此時日常生活都很難維持。武昌起義期間，他正在科羅拉多州典華城(denver亦譯但維爾或敦復)一家盧姓唐餐館中打工，當&l;企臺&r;(粵語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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