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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尚嫌不足，比如，作者對“極左”人物所持的曖昧態度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對待龔淑瑤這個人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意見之二 大凡這類題材，它的政治敏感性都很強，其實，文學作品並沒有責任去評判政治事件，用作品圖解政策本是藝術創作的一大忌諱，那結果往往是敗壞了作品。好在《左青石》的筆墨著重在人物命運的描寫上，雖然寫的全都是一些凡人小事。原來，只要作品能夠寫出人物心路的複雜與曲折，表現出他們對生存發展的嚮往與追尋，這就從根本上體現了藝術的價值，《左青石》的成功大概也在這裡。現在作者仍在考慮進行修改，特提出兩點建議以供參考：一是將書中礙眼的議論刪除，不必可惜，藝術在於感人，不必與人論理；二是無妨去掉書中某些沉重的場面，如果真是“賣點”不好，不利於出版的話。
感想 所謂作品的傾向性，是隻有將藝術創作放在階級鬥爭的理論框架之中才可能出現的問題。強調政治標準第一，要求藝術作品首先是一份政治宣言，並據此審查作者的階級立場與路線方向，這裡涉及的問題實際上是政治與藝術的關係。上述兩種相互對立的意見，聽起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左右為難的是小媳婦了，因為她不得自作主張。但作者一定得作“小媳婦”麼？真要說，藝術創作無論是企圖趨附或者回避政治，這都是未能跳出階級鬥爭理論的框架的表現。然而，藝術有其自身的價值，它並不見得只為政治而存在，儘管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思想，而且，對重大的政治事件也肯定有他的看法，這看法還可能在作品中有所流露。比如，本書作者就無庸諱言他對４９年革命的看法：那已經是一段歷史，歷史自有其必然性，誰都無法否定它，也無須否定。４９年的革命屬於中國人，中國人也就屬於了它，中國人至今生活在這場革命延續的時代中，作者對經歷過那場革命的人們抱有深厚的同情，乃至敬意，其中也還包括了龔淑瑤。有時回顧一下過去，費些思考，那僅僅是為著走好今後的路。像階級鬥爭這個理論，作者認為它無疑是個革命的理論，也可以叫它為馬上打天下的理論，可是，革命勝利以後，我們依舊用這個理論去坐天下，這就帶來了不少的麻煩與困惑。尤其是，待到被曲解到了需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須臾不可或缺的時候，它簡直演變成了煽動仇恨，製造恐怖的工具，人們常年七鬥八斗，橫革直革，乃至讓“四人幫”洋洋得意於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不少當年的革命者也冤斃其下了！應舍而未舍，以至造成了許多歷史性悲劇的發生，如若究其責任，則遠遠不是龔淑瑤們能夠承擔得了的。然而，作者在寫作本書時卻不是為了去闡述這些政治觀點，如果要那樣，他就不應該寫小說，而應該去寫政治專論。世界這麼博大，生活這麼豐富，難道除了政治就沒有其他的事好作？試想，黃大香情願不嫁人，彭石賢從小不聽從管教，吳棗秀恨透了姜聖初，吳國芬愛張炳卿不要命，所有這一切，與作者上述政治觀點有什麼關係呢？幾乎沒有。而且，書中大部分人物的政治思想也很模糊，他們對政治並沒有多大興趣，一點也不“高大全”，那麼，作者寫出他們來是不是為了深掘“極左”路線的根源呢？別人可以這樣看，作者卻未見得是這麼想，因為他在作品中根本沒有創造出一個能夠代表正確路線的人物來，而且，作者也沒有給人指點出一條正確革命路線的自信，他清楚自己並非什麼“靈魂工程師”之類。
說到“沉重”，那是題材決定了的，沉重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革命不可能是一件輕鬆的事，除非不寫，否則，無法避免這種沉重。問題是，中國有太多的農民，中國的封建社會遲滯了太長的年代。書中所見生活環境的貧窮險惡，人物命運的多乖多厄，這並不是革命造成的。按照時間推算，書中的人物應當是阿Ｑ、小Ｄ、黃胡、吳媽的接代傳人，四九年的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