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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學者濾鏡，知識不等於人品，必須學會冷眼看問題！
不久前，中國人民大學王迪同學在讀書期間，遭到文學院原黨委書記兼副院長、博導王貴元性騷擾並強制猥褻。在王迪同學進行實名舉報並提供長達一小時的錄音和截圖等證據，引起公憤後，人大在僅僅一天後便給予處理結果：開除黨籍處分，撤銷教授職稱，取消研究生指導教師資格，撤銷其中國人民大學教師崗位任職資格解除聘用關係。王貴元的具體犯罪行為需要等待司法機關處理，但折射在事件背後的問題，卻也值得我們深思。
俗話說：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長期以來對知識的崇拜，使得很多人形成一種對知識分子的盲目崇拜，認為知識等同於人品，學者等同於權威。但知識與人品究竟能道否劃等號，卻是件值得商榷的事情。
我黨在執政方針中，多次提及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因此社會上對於知識的尊重和人才的尊重是具有正面意義的。但必須明確一件事，有知識的人並不等於人品好的人。知識會對人的價值觀有引導作用，知識分子通常能夠一定程度上提高自身的道德觀，但也必須明白：道德觀與知識量並非是正比例增長！
事實上，知識在產生之後，很長時間內，在世界範圍內就是作為特權工具所存在的。從遠古時期的巫，再到後來計程車大夫，對於知識的掌握，使很多人得以成為特權階層的一員。不可否認，知識掌握者的道德觀是有的，所以文明相對於野蠻，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但凡事都有特例。明代有官員曾講：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這句話背後的故事暫且不提，但屠狗輩與讀書人的對比，反映出已經有人開始對知識分子和道德感的匹配產生質疑。這種質疑是有正面意義的，因為它開始讓人們突破傳統認知的束縛，而明末的社會環境，一種壓抑與開放並存的環境，正好提供了這種思考！古代歷史中皇權是大於知識的，所以知識儘管是特權工具，但也是服務於皇權的。但當傳統政治走向末路的過程中，無論中西方，知識的地位都是隨著社會走向現代化而不斷提高。現代文明社會中，抽象的知識範圍已經不止是傳統的經史子集，它包括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在內的廣泛體系。知識的發展，使人類不斷走向文明化，形成各種興趣社團，部分進而變為利益集團。俗話說，無利不起早，因此利益集團形成是有積極意義的，它能夠讓知識的製造者們更有精力去創造新知識，畢竟學者的成就不能只依靠情懷，還要各種獎賞措施才能讓大家有充足的動力。但利益集團的形成，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由知識分子構成的利益集團，特別是在社會科學方面的利益社團，自形成之初就擁有對社會的建議權。憑藉自身擁有的知識，知識分子往往對本行業擁有極高的話語權，進而升級成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專業的人管專業的事，行業專家的話語權無可厚非，他們對於本行業的意見，相對於門外漢，也是更為中肯的。不過我們也必須明白，知識分子對於本行業之外的話語權，並不一定是完全合理的。隨著學科的進一步細化，學者通常是專才，而不是通才，因此，文學家指點法學，法學家指點管理學，可能或有裨益，但卻並非所有都是合理的。技術的人管技術，行政的人管行政，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知識面和能力限度，可以暢所欲言，卻不能是指手畫腳。
知識分子跨界的指點，在社會領域尤為明顯。參政議政是知識階層長期以來的習慣，合理的批評能夠讓社會更有動力進步，因為社會的建設者必須要做李世民和魏徵的關係，虛心聽取社會意見。但對於批評者來說，必須要有真材實料，有些跨界的無稽之談可能是並不成立的。更重要的是，批評者和建設者應該是一體的，批評者也需要做實事，不能只表現出一種不與權勢合流的清高，口中關心普通草民死活，實則高高在上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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